關于紅利，老百姓聽聞最多的莫過于改革開放紅利和人口紅利。前者指制度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收益，后者指勞動力大存量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局面。當曾經的改革開放制度推進到深水區，并且勞動力人口下降之時，“紅利終結”的言論難免甚囂塵上，同時帶動虛擬經濟蕭條論或者實體經濟衰落論的緊張感甚至恐慌現象。據此，有些人開始猜疑社會，揣摩政策，各種傾向于“紅利終結”的政治經濟學言論能夠得到最快速度、最大面積的傳播。十八大以來，最為熱議的中國經濟新常態話題，也往往被部分人誤解為經濟減速或無力增長，而忽視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經濟全面進入“調結構穩增長”的新常態階段。

　　釋放“三農”潛能，不妨依靠工業和城市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企業產能過剩、實體經濟成本過大、房地產存量過高、供給側結構短板、社會財富分配不均、金融體系監管風險等面臨的實際問題上，給出了2016年全面的工作任務和措施，明確地提出在十三五期間完成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中企業減負減稅、精準扶貧幫助農民進城、降低商品住房價格，有力地宣誓了新常態下“調結構穩增長”的信心和決心。

　　從表象上的“紅利終結”經濟難以為繼，到實質上的“調結構穩增長”經濟持續上行，我們應當有理由相信這一輪經濟工作目標的最終全面實現。

　　其一，中國有充盈的工業紅利可以釋放和發展。在創新改革開放體制、以成為世界工廠為導向的30多年發展過程中，至今已經擁有超過800萬家總數的生產制造和信息技術類企業，各類企業總數更是超過了2250萬家(來源于2015年第一季度悉知中國企業數據報告)，其培養出的產業工人也早已經數以億計。在這樣一組數據之下可以清晰地預見，即便是以生產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在一個階段時間內出現這樣那樣的經營結構調整問題，經過多年磨礪的企業已經完全可以從日積月累的經驗中自發主動創新，去適應工業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荒年餓不死手藝人，掌握了一技之長的產業工人們也同樣具有更好的謀生本領。產能過剩問題也可以理解為僅僅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個峰值階段的必然，結構性調整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必須要面對的，況且過剩產能導致積壓的商品仍然具有使用價值。充沛的企業、產業工人、產能，直接帶動的是出生產力的提升水平，更是不可多得的工業紅利，代表著強勁的釋放能量。

　　其二，中國有豐厚的城市紅利可以釋放和提升。長期以來，中國在城鄉二元結構上側重于城市發展，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推斷，截止當前我國人口達千萬級的城市或已經超過15個、百萬級的或已經超過300個，城鎮人口數量也已經超過7.5億。盡管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城市和人口規模，由于長年經濟高速增長積累的財富大量投資于城市建設，今天的中國城市普遍以高樓林立、道路寬闊、車流不息、商業繁榮而顯山露水。在許許多多的城市家庭擁有或超過2套住房的情況下，仍然沉淀下了大量庫存商品房。當然，富余和存量的商品房是一個龐大的資產財富。城市的教育、衛生、文化、商業等公共設施比鄉鎮農村更加健全，激發著更多的居民勤奮學習和工作以留在城市生活，也誘惑著更多的鄉鎮農村居民希望進入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和經濟的總量顯現出無比強大的活力，反映出不可多得的中國城市紅利，具備了向社會釋放財富的極大潛力。

　　其三，中國尚有龐大的“三農”有待哺育。從幾千年的農耕文化向工業文明時代過渡，以農業、農村、農民為代表的“三農”，至今仍然處于一個現代化農業產業水平的起步階段，也是經濟全面發展中的短板。在6億多農村人口之中，還存在著8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她們至今依靠出苦力進城打工或者農業種植為生。在多年以投資、出口、消費這“三駕馬車”的經濟拉動中，農民的消費能力在其中提供了多大的動力，我們無法得出準確具體的分析數據，不得而知。而事實上，他們同樣為中國發展的各種紅利付出了勞動和貢獻。只有農業人口與城鎮人口共同富裕，才是全面實現小康生活水平的標志，這已經得到全民共識。通過精準扶貧、哺育“三農”，讓“三農”群體的消費能力獲得一個較大較長時間的提升，將促使各類生產要素得到最大化整合利用而提升生產力水平，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需消費”這駕馬車依然保持馬力十足。

　　從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的前置核心，可以很直觀地看到，用工業和城市這兩大紅利向“三農”釋放能量，哺育“三農”獲得增量，既能夠讓人們早日在貧富均衡的環境下和諧生活，又能夠保證有永續的十足動力，又平又穩地開好多駕中國經濟的馬車。

　　“人無信或無債而不富”的時代要來了?

　　對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言，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解讀，可以從中看到投資與收益的機會。在高度的政治穩定和巨大的經濟紅利之下，要堅信“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經濟結構調整目標必定實現。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不同體制下的各類企業、不同形態下的各類產業，法人治理結構和信用體系建立健全、產能業態求穩求精可持續、產業集中且財富分配有序、科學創新提高技術水平，將是賴以生存的共同特征。而目標的最終實現，也同時意味著經濟總量的擴大，這其中貨幣增發和通化膨脹在所難免。就像改革開放前1978年時的貨幣總量，如果不增發，是不可能達成今天的經濟局面的。增發與經濟增長相當的等量貨幣是一種常規調節的手段，正常的通貨膨脹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社會在過去30多年中一直在保持適量的增發、增長和膨脹，經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有目共睹。

　　拉升經濟和增發貨幣反映到生活層面最直接的現象，就是老百姓手里的現金會向著反方向加速貶值，需要通過適合的資產配置去應對通貨膨脹而避免貶值。老百姓的錢袋子一方面可以通過向企業進行股權投資獲取合法紅利，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勞動力在社會財富的均衡分配中獲取合理收益，高誠信度的廣泛投資渠道將是城鄉居民的資產配置最佳方式方法。我們可以預見一個“人無信或無債而不富”的時代即將到來，而未來的“富”代表的或許不再是“錢”，是精神文化和物質資產共同結合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