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的時候一片贊譽，發現風險的時候棄如敝屣——對互聯網金融平臺的態度，顯示出我們對金融理解和監管還不夠成熟。

　　近日，一線城市中的深圳和上海開始對互聯網金融吹響暫停口哨，而較早的城市有寧波和重慶。

　　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9月，寧波市全面叫停了互聯網金融及線下理財平臺廣告，11月起暫停受理企業名稱或經營范圍中含有財富管理、投資管理等內容的類金融公司的登記注冊;2015年12月29日，重慶市也出臺了《關于加強個體網絡借貸風險防控工作的通知》。

　　新年后輪到一線城市。從2016年1月1日起，深圳暫停新增互聯網金融企業名稱及經營范圍的商事登記注冊。從1月4日起，上海市工商局也已暫停互聯網金融公司的注冊。這些注冊代理公司稱，只要是經營范圍里有“金融”、“外包”等字眼的注冊，都無法得到批準。

　　互聯網金融曾經被譽為“草根金融”、“普惠金融”，可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解決民間散資無處投資難，但從股市劇烈震蕩之后，風向似乎變了。

　　決策層已經把互聯網金融平臺明確定性為中介平臺，而不具有任何存款、貸款功能。

　　互聯網金融具有快捷、便利、監管困難的特點，從股市走牛時的傘型信托到部分P2P平臺跑路，再到去杠桿時股市大幅下跌，顯示了這柄鋒利的雙刃劍已經割傷我們的手，有關方面也已反應過來。

　　公平地說，互聯網只不過放大了風險，而風險早就存在。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高利貸就盛行不止，但當時中國經濟在全球一枝獨秀，過剩產能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出清，因此屢禁不絕的高利貸還不至于引發全局性金融風險。但到了經濟轉型期，過剩產能再次面臨難以大規模出清的壓力，高利貸就成為引發局部風險的導火索之一。

　　互聯網可以輕易不動聲色地加杠桿，股市急跌之前大量配資、融資入場，甚至包括海外資金;去杠桿之后，各方才了解杠桿的真實規模。

　　社會普遍的信用不足是阿喀琉斯之踵，20年前民營銀行就存在大股東控制、關聯貸款，到現在為止爆出的新聞仍然顯示出可怕的關聯貸款。

　　上述風險并不是民營銀行的獨有風險，國有銀行的風險一度在于成為央企的錢袋子，缺乏風險控制與市場定價機制，只不過大型銀行有上市、有扶持，不到轉型關鍵時刻風險不會明顯暴露。

　　如果頑疾不除，制度不變，鋒利的互聯網工具會帶來難以預料的惡果。

　　市場巨震，風險突顯。重慶市長黃奇帆認為,“如果‘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干一樣的事，又把傳統的金融宗旨和原則都顛覆，那是會闖禍的。”平臺變成集資的平臺，平臺作為法人把錢借給大戶，這將產生金融風險，這樣的“創新”是亂創新。金融最大的風險是控制風險不力，最可怕的是胡亂定價。

　　目前看來，黃奇帆的思路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探討金融危機時說，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嚴重失調，也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重大變革。通過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全球金融危機中共同的原因是金融體系脆弱性超過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宏觀層面的監管能力。

　　按照市場規律，市場創新的能力總是要領先于監管的跟進。考慮到互聯網金融涉及巨量的真金白銀，在監管者受各種因素掣肘的情況下，在法治建設還在補短板的情況下，可靠的辦法是慢一些、再慢一些——這可能會讓中國互聯網金融稍微落后于時代的需要，但只要風險因素無法完全排除，滯后在某種意義上或許就可以視為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