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創造了25年最低的紀錄，但年增長6.9%的數字還是高出了很多人的預期，這可能和每個評論者自己的觀察樣本有關，在一些傳統經濟領域，GDP不僅僅是增長放緩的問題，而是嚴重的下滑，工廠停工、工人放假的企業到處都是，難免讓人憂心忡忡。

　　而在不少新興經濟領域，創業的熱潮和創新型公司融資估值增長速度令人咋舌。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如冰火兩重天。新興產業、新型業態、新的商業模式呈現蓬勃發展之勢。網上零售額去年增長了31.6%，全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0.2%，新能源汽車生產增長較快，增長1.6倍，工業機器人增長42%。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一場大洗牌正在開始。

　　我們來更仔細的分析各分項統計數據，農林牧漁業增長4.0%，工業增長5.9%，建筑業增長6.8%，批發和零售業增長6.1%，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增長4.6%，住宿和餐飲業增長6.2%，房地產業增長3.8%，金融業增長15.9%，其他服務業增長9.2%。也就是說在國民經濟九大子門類中，只有金融和其他服務業(包含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修理，教育，衛生，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9個門類行業)兩項高于6.9%。其他各項都低于6.9%。其中最低的房地產業更是只有3.8%的增長率。也就是說，是金融和其他服務業將本來不太提氣的其他行業數字強拉了起來。

　　這些數字基本符合我個人對2015年經濟發展的直觀感受：實體經濟整體偏冷，民間金融火爆，科技創新以及和人們提高生活品質密切相關的服務業增長強勁。

　　中國經濟現在遭遇的到底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問題?就是全面的生產過剩問題。過剩的產品從鋼材、糧食、煤炭、水泥、電解鋁到造船、汽車、住宅、電腦再到服裝、鞋帽、家具、玩具、食品，幾乎涵蓋了中國制造業的是、絕大多數門類。

　　這種狀況和美國上世紀20年代所發生的生產過剩屬于同類的問題。美國從1865年開始進入了工業化發展的快車道。此時南北戰爭結束，橫貫東西海岸的鐵路建成。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對美國意味著統一的大市場形成——來自南方的黑奴和歐洲的農民以及來自西部的大量的礦產、煤炭、木材同時向位于東部和中北部的城市聚集，產生了紐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蘭、匹斯堡等等這樣一些工業城市。

　　從1865年一直到1929年，美國用了65年的時間完成了中期工業化。在這65年中，美國經歷了“鍍金時代”、“進步時代”和“浮華時代”時代，創造了人類工業史上的奇跡。尤其是1920年代的美國，金融業的高度活躍伴隨鋼鐵、房地產、汽車為代表的的重工業化狂飆突進，創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榮”。

　　美國學者狄克遜·韋克特撰寫的《大蕭條時代》中，作者寫下的第一句話是：“1929年10月中旬，展現在一個中產階級普通美國人面前的，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繁榮興旺的遠景。上一年，剛剛走馬上任的胡佛總統一本正經的宣布：征服貧窮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我們有機會沿襲過去8年的政策，繼續向前。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把貧窮從這個國家驅除出去的日子就在前頭。”然而，讓胡佛沒有想到的是，僅僅幾個月之后，上帝就歇工了。

　　從1929年的10月股市開始爆跌，到1933年底紐交所的道瓊斯指數從300多點跌到40多，美國經濟整體進入大蕭條。到1929年的時候，美國的城市化率都是55%。而1865年美國的城市化率是20%。

　　對比中國，如果1979中國的城市化率是20%，這一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也是中國中期工業化的開端。從那時開始，大量來自于中國腹地的農民工開始向沿海流動，中國經濟以更高的速度完成其中期工業化的進程。到2014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恰好也是55%左右。

　　中國經濟遇到的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固有的經濟周期性問題，和美國在經歷了“柯立芝繁榮”之后遇到的經濟危機有一定相似性。雖然各項正在推進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創業創新熱情，對于經濟新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這種經濟活力的釋放不可能完全對沖周期性的大面積經濟過剩。真正能夠產生對沖作用的只能是時間。

　　以房地產產業為例，眾多在二、三、四線城市進行房地產開發的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現在都遇到了資金鏈斷裂問題，銀行用各種方式抽回貸款并拒絕發放新的貸款。開發商房子才建了一半，因為銀行停止貸款，只能借高利貸，拆東墻補西墻，走向旁氏騙局。民間金融以及P2P的資金大多進入了這個深不見底黑窟窿中，現在，隨著民間融資鏈條斷裂的案例越來越多，這些企業連高利貸也借不上了，必然面臨關門停工的結局。

　　還有一些類似的傳統企業，本來已經處于資金鏈高度緊張的狀態下，但去年上半年亢奮的股市讓他們產生了賭一把翻身的的想法，把高利貸借來的錢投入股市，有的還加了高杠桿。隨著股市的劇烈震蕩，原本可以用來進行生產周轉的錢都輸的精光，企業也因此徹底失去了恢復元氣的可能性。

　　雖然和1929年的美國遇到了類似的問題，但中國所應對的條件和環境和當年的美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即將在中國經濟領域發生的將是一次“大洗牌”而不是“大蕭條”。只要有足夠的定力，相信憑借中國經濟的自我修復能力，完全可以憑借自身的免疫能力走過難關，在經歷一次“大洗牌”之后，上一個新的臺階。

　　首先，因為體制不同，只要不發生大的判斷失誤，中國有足夠工具和手段抑制經濟的斷崖式下跌。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所積累的調控和管理經驗都會發生作用。

　　在中國經濟面臨空前下行壓力的同時，中國勞動人口供應開始同步下降。導致的直接原因就是，經濟下行但失業率沒有上升，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超過GDP增長水平。這為中國應對經濟問題創造了一個絕佳的窗口期。眾所周知的是，大量失業才是所有經濟危機最大的麻煩。2012年的時候，中國勞動力供應的人口高峰過去，那一年也正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開始明顯放緩的一年。之后勞動力供應逐年降低。所以這兩年，大家看到這樣一種現象，一方面大量的工廠、工地關門停業，但另外一方面，保姆、快遞、服務員等崗位的工資還在提高，制造業、建筑業招工依然困難。

　　這不是巧合，而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恰當時機顯現出了關鍵的作用。2016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如果是初中畢業，大體出生在1999、2000年，如果大學本科畢業，大體出生在1993年、1994年。而從中國的人口出生數量年份看，1991年是個分水嶺，當年出生人口數量從原來持續多年的每年2500萬人口左右，驟降為2000萬人口左右，到1996年又驟降為1500萬左右，最少的1999年甚至驟降到最低記錄，年出生人口只有1100萬人。綜上統計。今后的幾年將是中國勞動力年供應量極端缺乏的幾年。有這樣的數據做支撐，中國經濟即使有更大幅度的下行，失業人口也不會劇烈增加。

　　因此，對下行壓力極大的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問一句：“何事驚慌?”我們可以用平和的心態面對由此帶來的一次大洗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其著作《美國怎么了》一書中做過統計。從1930年到1970年美國的億萬富及其家族的數量減少了80%，眾多原來的富豪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被淘汰，在新的商業格局中，財富的集中度降低，但新公司的不斷出現導致中小富翁層出不窮。

　　在美國曾經經歷過的經濟結構大調整中，眾多傳統行業的企業被洗出局，而如麥當勞、迪士尼等消費類大企業不斷崛起。美國的經歷證明，整個工業化中期結束的是以鋼鐵、水泥、煤炭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經濟，向生活品質提高的消費經濟的轉型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就是大洗牌的過程。有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會倒掉，有人就是提前收手的通過各種基金把錢交出來讓專業的人士去進行投資。在2015全年的統計數據中，能夠看出一些新興領域里的投資趨勢十分旺盛。

　　例如，民間對第一產業的投資速度增長超過30%。因為農業是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成長過程中最大的洼地。隨著一系列法規政策破局，農業領域一定會出現眾多的創新型公司。

　　另外，公共設施的方面投資還有交通的投資還有公共衛生、養老方面還是新的投資增長都非常迅猛。還有傳統的餐飲、旅游等領域里，有更多的高素質有企業管理經驗和互聯網思維的人來進入到這樣的行業，對傳統的服務業的改造也是非常明顯。在些領域，都會有大的增長前景。

　　未來的中國經濟，總體上來說個不取決于幾個央企或者巨無霸民企是死是活，而是取決于有多少中小企業能夠崛起。而我相信，只要給他們充分的時間，在中國巨大的需求支持下，一定會萬物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