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矮化的企業家精神

　　2009年，我和一些朋友響應一個國際環保NGO野生救援的號召，一起發起倡議拒吃魚翅，當時就有位被我們拉過來簽字的企業家說：這個我不能簽，比如我跟部長吃飯，部長要吃魚翅，我能說我不吃嗎?我的生意還要不要做了?

　　這位企業家朋友最后沒有簽字，但我們都簽了。三年過去，沒聽說哪位簽字的老板因為不吃魚翅而生意做不成了。姚明還給野生救援拍了廣告片：“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現在幾乎婦孺皆知。我看到網上還有人拿來惡搞。似乎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絲毫不受影響。

　　一個認為自己的飲食偏好(不吃魚翅，不喝酒)都會導致官員生氣的企業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得矮化了。更何況，這個心理假設的前提是，政府官員們心理上都是些長不大、被慣壞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會遷怒。

　　萬科從成立之初就有句口號，叫不行賄。當時也有人在說：不行賄怎么做房地產生意?結果事實證明我們不行賄不僅做成了房地產生意，還做成了全球最大的住宅開發商。個中辛酸，不足為道。

　　中國企業家論壇有一個持續的話題，就是企業家的社會地位問題。我講這兩個例子是想說明，很多時候，企業家的社會地位，與企業家對自己的心理期許有關。想要獲得社會的承認與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應該獲得社會承認和尊重的。

　　中國的現代化，肇始于19世紀中葉。這不僅包括人們日常所關注的器物和制度層面，也包括夾在這兩層之間的社會。現代意義上的商業與商業文明，也開始于這一時期。第一代的中國“企業家”們，如胡雪巖、雷履泰等，都是出色的管理大師。但在面對公眾時卻面目模糊。他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 “徽商”或者“晉商”，那么社會也就認為他們僅僅是商人。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榮德生、張謇為代表的新一代企業家則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氣度。他們都不僅僅是企業家，從創業之初就自認是社會的砥柱：除了投資實業以外，他們造橋鋪路，建立公園，興辦教育，參與城市規劃、區域經濟規劃甚至是社會保障規劃的制定。他們為“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主張到處奔走。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報紙聯合舉辦民意測驗，張謇當選“最受敬仰之人物”。如果張謇和榮德生們還是和他的前輩胡雪巖、雷履泰一樣，僅僅以創辦一家成功的商號為目標，我無法想象他們能獲得社會如此的承認與尊重。

　　中文的“企業家精神”，被大大局限了。因為英文中的Entrepreneurship的含義要比中文中的“企業家”廣泛得多。就好像“奮進號航天飛機”的“Enterprise”，在中文中如果被翻譯成“企業號”，就與NASA的本意有偏差。

　　一個社會總是有一些傳統、規范和模式，而認識到這些模式的問題，重新組織要素，并成功為社會創造價值，這就是企業家精神。

　　人的天性保守：當人們已經熟悉了某種程序或方法，而這種程序和方法已經被歷史證明是有效的;要鼓勵人們采用新的，未經實踐證明的方式就會受到心理上的抵制。有時候，客觀上采取新的方式可能并不存在困難，人們也會覺得難以接受——無論是說服人們跟隨一次創業冒險，一次管理變革，還是不喝酒、不吃魚翅、不行賄這些改變社交文化的努力。

　　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

　　企業家精神之所以在現代社會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為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專業知識越來越完備。在任何領域的創新都需要團隊合作。一個發明家在自家閣樓里鼓搗出來的東西，已經很難震撼世界了。

　　現代科學研究早就已經過了一個教授帶著兩三個助手就能完成發明和發現的時代。任何一個運轉良好的實驗室，對內需要大規模的合作與溝通，對外則要面對各利益相關方�？茖W研究的前途甚至比新產品、新服務的市場前途還要不確定。發現某個研究方向的價值，說服整個團隊往這個方向前進，遇到問題及時調整，同時還要游說政府、企業等資金方提供持續支持。

　　社會領域的創新也是如此，一個慈善項目想要獲得公眾的支持與參與，無論是公關、管理、游說，都需要企業家精神。

　　短短30年間，中國的民營企業從零開始，以40%的社會資源，完成了60%的GDP，承擔著80%的就業任務。企業家們已經是這個社會穩定與發展的砝碼。新中國成立頭30年，無論是城市化還是現代化的進程都被打斷了。而后30年，城市化與現代化則被大大壓縮。上一輪現代化中兩代企業家完成的蛻變，現在幾乎被壓縮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問題是，中國的企業家們做好了在一定程度上領導這個社會的準備了嗎?

　　我一開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是真正的企業家。他創辦的企業在過去幾十年里，從產品到技術到管理，都走在中國企業的最前沿。但在拒吃魚翅這事兒上，他沒有展現出自己的企業家才華。

　　企業家們最重要的能力是說服。說服人們相信你所畫下的美好藍圖，說服人們自愿跟隨你前進。企業家除了要相信自己是值得人們尊敬的，更需要以企業家的方式為社會提供價值。七八十年前，我們的前輩們提出了“實業救國”的口號，他們更以實際行動說服人們相信這一理念，并獲得了社會的尊重。現在，輪到我們思考，該如何實現我們這一代人對社會的責任?

　　當下社會缺少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是當下所稀缺的：中國的改革就是一個最需要企業家精神的課題。這不僅需要領導人發現體制目前所存在的問題，還需要他們能在目前價值如此多元的社會里，團結起足夠多的共識，甚至在體制內調和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以推動改革向更深層次發展。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最大的企業家精神。他的“50年不變”，“不爭論”，就是在妥協，在動員，在說服。

　　而這都是企業家們最擅長的領域：遠見、規劃、管理、組織、協調、說服、動員、妥協。以國情而言，如果不把我們這些才能貢獻給社會，僅僅是拿出一些錢來做“慈善”，談不上是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

　　所以，企業家對社會發揮影響力，真還不能向學者，向明星學習，僅僅是發言就算了。一個集團軍司令沒必要跟武林高手比武。企業家向這個社會輸出的正能量，恐怕就是現代的管理制度、組織機構、溝通技巧。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投身非營利的社會組織，以推動他們認為有價值卻不太可能掙錢的事業。在這些事業中，企業家們能做的就是發揮他們在組織、動員、說服上的經驗，為“社會資本”存款。

　　企業家做公益項目，在管理上就要以企業的標準衡量。企業家們自己相互組織，更要走出鄉黨的小圈子，從農業社會的地緣親緣所維系的熟人關系，轉變成以共同職業、理念和使命為紐帶的組織——因為企業本身就是以理念和使命結合在一起的共同體。而企業家組織本身，更應該明確這個組織絕不能僅僅是“搞關系”、“盤資源”的平臺。

　　這也是我對中國企業家論壇這個組織的期待之一：從一個熟人網絡走向共同理念的人的平臺。比如，除了邀請經濟學界的專家之外，我們是不是能邀請其他學術界，甚至政界的朋友?無論是帶領實驗室，還是帶領改革，這些在其他領域工作的精英們，所展現的都是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門前，有一個阿特拉斯的雕像。這座雕像落成于1937年，當時，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在西方也是剛提出不久。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是紐約的企業家們的自我期許——我們就是承載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巨人。從安·蘭德開始，美國社會建構起一套有關企業家的英雄敘事，這套思想的源頭來自于熊·彼得：企業家精神的創造性破壞才是創新的來源。而創新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正是因為這種英雄敘事和道德勇氣，才使得美國的企業家們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積極投身到各種公益事業中去，并贏得社會尊重。

　　有這樣的自信，有這樣的自我期許，企業家才能對社會形成更大的影響力：企業家們不僅僅為社會提供就業與財富，企業家精神更是社會進步的動力。這種道德勇氣意味著更多的付出與努力，更意味著在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領域發揮企業家精神，去促使那些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改變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