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宋曉梧

　　導讀：勞動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利于政府重新審視并改善企業的總體經營環境，提高就業質量。當前企業經營困難，主要是產能大量過剩，這不是勞動力成本過高惹的禍，反而是前階段各地為招商引資過分壓低勞動力成本的惡果。

　　關于當前的結構調整問題，深化改革是關鍵。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認為其中最關鍵的，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

　　一是要處理好保增長與調結構的關系。目前，各級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保增長。同時要看到市場結構是客觀存在的，一二三產業的結構，外貿內貿的結構、投資消費的結構，等等，都是市場本身的結構問題。在保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上如何更好的處理？從政府的角度來說，保增長不應是保短期的一年兩年的增長，而是要保中長期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中國這些年改革的發展速度很快，但是積累的問題也很多。現在面臨著各種矛盾，需要靜下心好好的把扭曲的結構調一調。調整結構不是人為降速度，而是為了中長期更好的增長。

　　因此，從中長期看，調結構和保增長是一致的。但短期來看，調結構可能和當年的保6.5、保7、還有前些年的保8有矛盾。當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所以，應該是保增長服從調結構。對保增長提出底線和下限，宋曉梧表示不贊成。底線和下線都是GDP增長指標，按照全國人大通過的“十二五”、“十三五”規劃，GDP增長是預期性指標，不是約束性的指標。

　　如果GDP增長指標有了底線，那就實際上成為指令性指標，到了各地就會成為政治動員目標。這方面的案例太多了，為完成底線指標，其他就顧不上了。這樣就很難給調結構留出充分的空間。宋曉梧認為，經過了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市場內在結構的調整需要空間和時間，應當把調結構放在重要的位置。

　　二是處理好產業規劃和創新發展的關系。有人說政府搞產業規劃基本沒有成功的。那也不一定，現在看高鐵就比較成功。同時應當看到，蘋果、微軟都不是產業政策規劃出來的，中國的阿里巴巴也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在經濟趕超階段，引進和模仿對增長很重要，這個時期政府對于中長期的產業發展，可以也應該借鑒國內外的經驗，制定指導性的規劃。日本和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也有這方面的階段性成功經驗。

　　當然，政府產業規劃失敗的例子可能更多，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鋼鐵、水泥等過剩產業。經濟發展到跨越低勞動力成本競爭階段，更重要的是市場的創新。沒有人否認企業在市場的第一線，到底什么產品能夠暢銷，哪些符合市場的需求，處在一線的企業最清楚。所以，市場的創新、整個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以及相應的勞動力結構調整，更多的是市場自主發展的過程。

　　當然，在這一發展階段，企業也脫離不了政府提供的宏觀體制環境。我想強調的是，在新的發展階段，產業規劃應該更多地委托給行業協會、社會組織來做。國際經驗證明，如鋼鐵協會、汽車協會、果農協會等各種產業協會，對于行業的發展比政府敏感得多。

　　自己行業的產能是否過剩了？自己行業的技術路線怎樣發展合理？自己行業在國際競爭中面臨的壓力何在？這些協會的成員企業最清楚，它們才是市場的主體。這就需要我們盡快落實政社分離，讓目前仍然過度依附于政府的行業協會、商會，在調結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是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政府不應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不僅指中央政府，應當包括所有層級的政府機構。我們有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市縣級政府和鎮級政府等好幾級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怎么處理好？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地方政府公司化。

　　例如，市縣到省都是以完成GDP、投資指標為當年最主要的任務，這樣就必然造成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長，搞投資、搞招商引資等種種行為。地方政府在配置資源方面實際起了決定性作用，并形成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這是我們前階段經濟發展方式中的非常重大的問題，在“十三五”時期應該下決心加以解決。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還要理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事權關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提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不是要地方政府沖到經濟的一線，作為推動經濟的主要組織者、指揮者甚至經營者。但我們長時間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路徑依賴。如果說地方政府的GDP競爭前一階段對促進GDP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現在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轉變的時候。此外我們還要看到，政府直接配置資源，必然給權錢交易造成極大的隱蔽空間，滋生了大面積體制性腐敗。

　　四是處理好資本收益與勞動報酬的關系。在市場方面，企業是市場主體，同時勞動者也是市場主體。勞動力市場供求雙方都是主體。這就要處理好資本收益與勞動報酬的關系。中國很長時間實行的是低勞動成本競爭戰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到了今天這個關節點，也需要改變了。昨天討論的時候，有人提到，中國的資本會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家。

　　宋曉梧認為，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到了世界第二，人均GDP也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怎么能依然堅持要求普通勞動力的價格壓在柬埔寨、越南、老撾這樣的國家水平之下呢。日本的豐田到中國制造，德國的大眾到中國制造，美國的蘋果到中國制造，人家也沒有說有多大的問題呀。現在經濟已經發展到中國資本輸出的階段了，如果我們還堅持把中國勞動力的價格壓低在老撾、柬埔寨、越南這樣的水平，請問國內的勞資矛盾得有多尖銳，收入差距得有多大？經濟發展成果如何在國家、企業和職工之間合理分享？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成本合理提高，這本來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

　　最近這幾年勞動力成本提高比較快，有勞動力供求總量的變化，也有對前些年過分壓低勞動力的反彈。改革開放37年來，人均GDP增長了約20倍，城鎮居民收入只增長了13倍、農村居民收入只增長了14倍。在這37年中，有30年城鎮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長，有26年農村居民收入低于人均GDP增長。看看這30多年的變化，現在工資占GDP的比重、勞動收入或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在全世界是很低的，還沒有恢復到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這個欠帳該還的時候還是要還。

　　最近爭論比較大的是關于勞動力成本高低怎么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夠。美國的經濟增長與工資增長擬合度比較好，中國經濟增長和工資增長的擬合度比較差，這說明工資增長還沒有和經濟的增長同步，沒有反映市場靈活的配置。如果提高靈活性，企業會根據經濟增長的情況調整自己用工的人數和用工數量。

　　另一個問題是，去產能也好，去杠桿、去庫存的工作也好，不要養僵尸企業，寧可把失業人員用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養起來，也不要在企業內部待業。美國能夠做到這樣，就是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比較強。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失業率曾從4%、5%提高到11%，現在經濟恢復了一些，失業率又降到5%左右。失業率始終是4%、5%，不能反映市場的波動，這是應該注意的問題。

　　不要只看到近年來工資提高對企業經營造成的壓力，也要看到工資水平提高的積極作用。前階段中國過低的勞動力成本掩蓋了其它成本如物流、土地、審批等過高的弊端，而勞動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利于政府重新審視并改善企業的總體經營環境，提高就業質量。當前企業經營困難，主要是產能大量過剩，這不是勞動力成本過高惹的禍，反而是前階段各地為招商引資過分壓低勞動力成本的惡果。

　　還應看到，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工資水平的提高會“倒逼”企業改變“血汗工資”制度，推動企業技術進步，進而“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推動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提高，并提升就業質量。這已被工業化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所證明。

　　在現階段，經濟下行時期，許多企業家、一些學者擔心勞動報酬增長過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對此政府可以通過控制最低工資的調整加以一定的約束。同時要看到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是造成勞動力成本較快增加的原因。再有，分析勞動報酬與資本收益的關系，也不能只局限于這兩三年的數據，應當分析前一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情況。

　　總之，政府要創造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不要既做裁判員，又做市場競爭的運動員。對于企業的主體來說，應該嚴格遵紀守法，不要再靠“政策優惠洼地”和壓低勞動力成本賺錢，這兩件事是相輔相成的。對于政府和市場這兩者的關系，需要認真深入研究，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把企業和職工等多項因素放進去分析，也許有助于把一些問題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