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講，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強調的就是改革為統領、結構優化為著眼點、使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產力的系統工程。經濟增長中間“中高速”的直觀表現到底是7%左右，還是6.5%左右，不是關鍵。

　　“供給側改革”現已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個主題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關我們如何認識、適應并引領經濟增長“新常態”而對接“全面小康”和“中國夢”這一全局。

　　從概念上講，“需求”和“供給”是經濟社會中相反相成的一對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就在于怎么樣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動態平衡。在調控的“技術路線”上，過去就已很清楚地區分為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而現實生活中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它屬于總量型，指標是單一可通約的，就是掌握整個市場中的流動性，以對銀根的抽緊或者放松、總需求的抑制或刺激來實施反周期操作。中國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確立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之后，也在這方面積累了相對豐富的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調控經驗。

　　然而，過去中外從理論到實踐，應該講長期忽視了供給管理，雖然必定會有所涉及，但是認識很不系統。過去中國的政策實踐中已多次強調過“定向寬松”，所謂“定向調控”，這說的是什么?絕對不是講需求管理，而是屬于供給管理的命題。

　　供給管理中的結構特征是非常鮮明的，指標復雜得多，絕對不是需求管理中單一貨幣供應量值和有效需求量值的指標，涉及各種各樣的結構問題和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的權衡問題。

　　盡管理論界過去的分析認識還相當薄弱，但可觀察到的調控實踐中間的供給管理經驗總結卻不可回避。事實上，美國人在自己的金融創新走過了頭，引發次貸危機、金融海嘯、最后沖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之后，在應對危機中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框架而實行了區別對待、突出重點的供給管理措施，最關鍵的是運用公共資源對花旗、“兩房”注資，一直走到對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公司注資，極大地扭轉了市場預期，帶來了以后使全局穩定下來的走向復蘇的新階段。現在美國已告別量化寬松，進入了升息軌道。

　　中國這幾年在積極探索貨幣政策的所謂總量型政策工具的結構化運用方面，也體現了過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夠解釋的政策要點，財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特別注重和多次強調結構優化問題。

　　從基本原理來說，需求是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卻恰恰才是劃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以供給側視角看人類社會發展，從人與物關系形成的生產力角度和人與人關系形成的生產關系角度，都可以合乎邏輯地看出，實際上人類社會一步步發展起來，就是在人必然有的需求要得到滿足這樣一個原生動力之下，在供給側會不斷對需求做出響應，而這種響應機制必然在創新中間一步步地向前走，也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往上走。

　　所以一開始人類脫離動物界，是以采集和狩獵為供給特征的最初階段，后來上升到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工業革命后又經歷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自動化機械時代，而現在我們是處于信息革命的高新技術時代，是以互聯網為標志的新產業革命時代，這都是供給側的創新，使我們一個一個階段發展起來。

　　生產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決定的生產關系特征，依學理分析，都是發生在供給側，生產力里面的勞動力、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都是供給體系中不同要素的結構性劃分，更有現實生活中的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組織結構等等——我們必須處理好諸如此類的結構問題，而生產關系，更是所謂結構性改革要處理的制度供給如何有效與優化的問題。

　　對于中國來說，作為轉軌的經濟體，要實現現代化，關鍵的供給首先就是制度供給，改革就是要解決以“生產關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產力的問題。我們過去在需求管理中有“三駕馬車”這樣的認識，其一定意義上的積極貢獻，就是把需求這個總量型管理問題開始結構化了，但是結構化的邏輯在需求側無法展開和完成，必然要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并完成供給機制和整個供給體系構建問題。

　　過去人們一向注重需求管理，所內含的理論假設是供給側環境為完全競爭，由市場自發解決結構問題，但恰恰實際生活表明，完全競爭理論假設在現實中必須做矯正還原，考慮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怎樣理性地加上政府的結構優化政策措施，以合理促進資源配置優化——這一新認識框架客觀上所要求的。總體而言，是既避免市場失靈也要遏制政府失靈，這當然就復雜得多。

　　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努力，是在供給側打通物質生產力和人際生產關系的視角，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互動與結合處理好——中國現在最主要的發展理念、排在第一動力位置的創新驅動，實際上就是要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相結合，而三層互動里面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給為龍頭的全面改革階段的攻堅克難。

　　當下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概念，直接對應了對現在的“新已明朗、常未實現”的新常態怎么樣認識、適應和引領的問題。在這個引領方面，我們主觀可為的有統領意義的事項，是黨的十八大以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一路走來，依據最高決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體系化的現代發展理念，如何通過供給側創新為主的系統工程實現新一輪生產力的解放。

　　所以，從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講，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強調的就是改革為統領、結構優化為著眼點、使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產力的系統工程。經濟增長中間“中高速”的直觀表現到底是7%左右，還是6.5%左右，不是關鍵——雖然“十三五”規劃期間需要年均GDP增速652%以上，才能對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但真正關鍵的是在底線守住的時候，還一定要追求經濟增長質量提高，還要形成長期發展的后勁。這樣的供給側視角，又明顯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短中期視角，必然追求短期與中長期的銜接、追求實現長期的戰略性的目標。

　　所以我們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決策層的精神實質，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時，還必須使三中全會以來部署的頂層規劃中的改革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果——換句話說，相對容易實現的全面小康，如不匹配上全面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全面小康的價值會大打折扣，因為全面小康只是中國夢實現過程的一個節點，關鍵在于形成后面的可持續性和發展后勁。

　　以上這些應屬于對中國供給側改革的基本理解。具體分析有更豐富得多的內容：本書中我們已說明，供給側至少有五大要素，即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管理與制度。

　　對這五大要素，國際經驗分析和中國實踐都可以認證，在一個經濟體的起飛階段，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前的發展過程中間，前面三項更容易體現出支撐力，更容易發揮動力作用——中國就是這樣：一旦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經濟建設為中心，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的低廉勞動成本一直支持我們發展到世界工廠;傳統體制下土地資源開發沒有與市場對接，而一旦對接，無價變有價，低價變高價，物質利益驅動下，展現了生機勃勃、生龍活虎的發展進程;再看資金與資本，原來我們自己嚴重匱乏，靠引進外資，同時帶來了管理和技術，于是支撐了我們的發展，使民間資本完成原始積累以后又迅速雄厚起來，現在規模已相當可觀，但這些在后來又迎來了一系列挑戰：勞動力方面現在看到了原來的人口紅利迅速消失，變成招工難、用工貴、民工荒，勞動成本不斷升高——這表明中國的人均收入提高過程中低端勞動者收入這幾年比總體提高得更快一些，正面說是好事，但負面說，同時必須注意到這也就是我們原來一個重要的相對優勢的喪失，因而我們的傳統制造業不得不往外轉移。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問題、擴大建成區的征地拆遷補償等方面越來越多的問題，以及自然資源粗放使用已不可持續的問題等等接踵而來，在這前面兩項因素的支撐力明顯下滑的同時，現在中國資本運用的突出問題變成了大量資本在尋找什么是合適的投資對象，常規投資項目的邊際收益遞減已經普遍化地擺在我們面前。

　　所以要引領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地打后兩項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從鄧小平的判斷到我們的學理論證，都可知科技是以走創新型道路產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供給側最重要動力來源之一;同時中國特別要以制度方面的變革，打開千千萬萬的企業、事業單位科技人員聰明才智與潛力活力釋放的空間，這是中國最主要的“最大制度紅利”命題。從這個意義來講，制度這個要素甚至要高于技術。

　　總之，五大要素后面這兩項的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動力體系支持我們沖破一系列供給約束、供給抑制——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生產力整體躍升新境界，是支持我們在實現“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終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最關鍵的動力機制。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最為深刻的體會，是經濟學“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供給經濟學是在中國本土研究者所抱有的家國情懷與創新追求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致力于不負時代呼喚而有所作為，實實在在地做到胸懷世界、腳踏實地，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道路上以有質量的學術研究為中國與世界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服務。

　　基于這樣情懷創立的新供給經濟學，其理論框架和相關研究遠非完美，而且就“供給側”改革所針對的結構性問題，放眼中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尚有太多復雜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盡管如此，我們仍欣慰地看得見現有研究成果對中國科學決策已形成的參考價值，以及世界范圍內經濟學者對其的關注與研討。我們期待著懷抱“經世濟民”情懷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以及學界所有有志、有識之士，能夠在合作研討中繼續將經濟學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層面和更具“學以致用”水準的境界，努力實現更多更好地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服務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