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未來海外投資將保持高位運行，有望躋身世界第一海外投資大國行列，我國企業應抓住海外投資機遇實現全球布局，政府也應加快海外投資體制機制創新，順勢推動企業“走出去”。　我國未來海外投資將保持高位運行，有望躋身世界第一海外投資大國行列，我國企業應抓住海外投資機遇實現全球布局，政府也應加快海外投資體制機制創新，順勢推動企業“走出去”。

　　近期我國海外投資呈現擴張加速的局面，很多企業十分關心這種變化。如果這是暫時性的變化，那么企業不必太關注此舉對自身的戰略影響，如果這是一種客觀規律，未來海外投資進入了高速增長期，那么企業就必須調整戰略，積極“走出去”實現全球布局，不然可能會使自身在未來的發展中陷入被動。這就涉及到對外直接投資趨勢的判斷，一方面，需要厘清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解釋我國當前經濟發展與對外投資的關系。另一方面，需要測算未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有多大，并且達到合理對外投資水平需要多少時間?在此基礎上，評價當前海外投資變化的客觀性，測算未來海外投資的空間。

　　大國經濟增長伴隨對外直接投資穩步擴張是客觀規律

　　盡管現代意義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東印度公司，但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長與經濟增長關系，一直是理論與政策部門共同關心的話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1 年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的經濟增長與對外直接投資演變規律，他基于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三優勢模型”(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闡明了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的基礎、載體和充分條件。并在1981年《投資發展周期的理論》的著作中，將一國人均GNP與該國對外直接投資聯系起來，形成國際直接投資四階段理論。

　　不管鄧寧對相關階段劃分所設置的人均收入水平線是否科學，但其揭示了一個基本的規律，即一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其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上升，對外直接投資將保持穩步上升的態勢，這在當代仍然適用。歷史經驗數據顯示，隨著世界經濟及主要發達大國在二戰以來的持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也持續擴張，1967年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123億美元，占世界GDP的4%，而1980年上升為5239億美元，占比上升至5.3%，2005年更是增長到106719億美元，占比為23.9%。從戰后德日大國發展來看也呈現同樣的趨勢，德國1967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30億美元，占GDP比重為1.6%，而1980年增加到431億美元，占GDP比重為4.7%，2005年上升到9673億美元，占GDP比重為34.6%。日本1967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15億美元，占GDP比重為0.9%，而1980年增加到196億美元，占GDP比重為1.9%，2005年上升到3866億美元，占GDP比重為8.5%。

　　從美英等老牌發達大國來看，對外直接投資也隨著經濟增長而呈現穩中有升的態勢。美國1967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566億美元，占GDP比重為7.1%，而1980年增加到2202億美元，占GDP比重為8.1%，2005年上升到20513億美元，占GDP比重為16.4%。英國1967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158億美元，占GDP比重為14.5%，而1980年增加到804億美元，占GDP比重為15%，2005年上升到12380億美元，占GDP比重為56.2%。進一步從發達經濟體整體表現來看，也顯示經濟增長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正相關性，發達經濟體1967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1093億美元，占GDP比重為4.8%，而1980年增加到5074億美元，占GDP比重為6.2%，2005年上升到92719億美元，占GDP比重為27.9%。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高速擴張期

　　上述經驗表明，經濟增長與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正相關關系，預示未來隨著我國經濟繼續穩步增長，那么對外直接投資將持續提升。然而，未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空間有多大?這就涉及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分析。盡管我國2012年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達到700多億美元，進入對外直接投資大國的行列，但從存量來看，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剛剛超過5%，2014年對外投資直接存量占GDP比重上升至7%，跟當前世界平均水平30%左右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說明我國未來對外直接投資是有很大空間的。另一方面，結合鄧寧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預示我國已經進入對外直接投資的“黃金期”。

　　關于未來10到2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擴張空間，這里根據G20國家的經驗進行測算。G20國家在1980至2014年間出現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從5%升至20%以上的6個國家，這些國家實現從5%上升至20%的時間間隔平均為13年，最低為6年，最高為19年。為更客觀評估我國對外投資空間，這里采取平均水平13年與最高時限19年分別測算我國對外投資存量占GDP比重超過20%的情況下對外投資的增量空間。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2020年我國GDP將比2010年翻一番，這為上述測算提供了重要依據。如果按照上述G20主要國家國際經驗的世界平均水平13年測算，那么2010年再經過13年即202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將達到20%的平均水平，按照不考慮通脹、考慮2%通脹率等情況分別測算，那么202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有望達到2.8至3.4萬億美元的水平，其中2010至2023年對外直接投資增量將達到2.5萬億美元以上(表1)。如果按照上述經驗的世界最高時限19年測算，那么2010年再經過19年即202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將達到20%的平均水平，按照不考慮通脹、考慮2%通脹率等情況分別測算，那么202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有望達到3.7至5.1萬億美元的水平，2010至2029年對外直接投資增量將達到3.3萬億美元以上，因而未來10到15年我國對外投資增量有望超過3萬億美元以上。

　　由此可見，我國未來海外投資將保持高位運行，有望躋身世界第一海外投資大國行列，我國企業應抓住海外投資機遇實現全球布局，政府也應加快海外投資體制機制創新，順勢推動企業“走出去”，尤其是促進企業開展對海外高新技術企業并購等相關投資，由此助推海外高新技術服務我國經濟轉型升級。

　　與此同時，我國還應高度關注巨額海外投資對外匯儲備的需求，未來外匯儲備持續下降可能是常態，如果我國未來仍然將保持較高的外匯儲備作為政策目標之一，那么海外投資可能遭遇外匯不足的問題。因而，為了適應我國國際投資合作新常態的需要，我國應加快推動金融開放體制機制改革，尤其是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及資本賬戶開放，改變為保障匯率穩定而保留巨額外匯儲備的被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