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出海尋找技術和資金，服務“一帶一路”沿線大市場。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更高階段，主動進行生產要素的更廣闊領域配置，是“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真正內涵。

　　經過近兩年的共同努力，“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從藍圖走進現實，2016年3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對捷克的訪問，更是為“一帶一路”戰略與歐洲制造業強國的產能合作指引了方向。中國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著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內需市場，歐洲的傳統制造業優勢和創新機制，大有用武之地，也為現代金融的新絲綢之路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梳理中國對外開放升級的國際化脈絡，以基礎設施建設輸出為代表的“一帶一路”初期合作，旨在為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架橋修路”，進而提升所在國家的民生福利，為產能合作的深入推進打下基礎。相對應的，服務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金融形式，則以區域開發性金融組織為主要形式，這就是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受到國際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在國際資本流動的趨勢上，中國總體上是資本輸出國家，對外投資周期長，資本安全性受地緣政治風險影響較大。

　　因此，今年兩會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把“一帶一路”的產能合作作為新一年工作重點，并倡議企業作為主體先行，無疑會對金融服務和資本流動帶來深刻的影響。以往全球化的實踐證明，跨國產能合作是圍繞市場對生產要素進行全球優化配置，直接融資和現代資本市場的多貨幣金融服務，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基礎設施，值得中國的貨幣當局和金融監管組織細細梳理脈絡。

　　世界范圍內，中國依然是高儲蓄率國家。經濟學規律表明，每年的儲蓄盈余亦或變成貿易順差累積外匯儲備，亦或以跨國資本輸出的形式對外進行投資。處于宏觀經濟轉型升級階段的中國，這兩種跨境資本流動都存在，一方面“中國制造”產品競爭力依然，并帶來貿易順差;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前所未有地對外進行資本投資，在世界范圍進行產業布局，“一帶一路”的產能合作基礎就在于此。

　　中國企業揚帆出海，少不了現代金融服務保駕護航，而且這種資本的流動更不應該是單方向的。如果按照產能合作形式和資本流動方向劃分，資本的互聯互通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兩方面情況：

　　第一，中國企業出海收購礦產資源或投資辦廠。這種相對簡單的產業鏈延展，是為了應對中國國內自然資源稟賦不足，以及勞動力價格上漲帶來的生產成本上升，更多的是中國資本對外輸出。與中國對外基礎設施建設合作類似，海外收購的產業價值投資邏輯清晰，往往較容易得到政策性金融支持，也更容易受到資產所在地的地緣政治風險影響。

　　因此，我們建議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人心，政策性金融應逐步淡出市場化融資領域，因為過低的融資成本會擾亂國際市場定價，最終給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帶來競爭劣勢。相反，應更多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機制，服務中國企業的走出去。以A股市場為例，已經有包括洲際油氣在內的多家上市公司通過定向增發募集“一帶一路”的產能合作資金，也得到了投資者的熱烈響應。

　　第二，中國企業出海尋找技術和資金，服務“一帶一路”沿線大市場。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更高階段，主動進行生產要素的更廣闊領域配置，是“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真正內涵。本文伊始所提到的中國與捷克的產能合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利用歐洲的技術和創新優勢，提升中國“世界工廠”的生產效率，從供給端為“中國制造”諸如新的活力。

　　誠然，產能合作的供給側改革知易行難，特別是金融服務更是難上加難。中國企業習慣于以商業銀行貸款為代表的間接融資，而對海外技術和創新能力的投資需要主動估值，需要以投資銀行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直接融資服務。

　　以中航工業2009年在奧地利成功收購的FACC公司為例，亞洲航空制造業首次通過收購歐洲航空企業，將FACC國際一流復材專業化技術以及其客戶(波音、空客)在公司治理形式上接軌，提升中國航空制造業的整體能力;2014年，FACC成功在維也納交易所上市，募集超過2億歐元資金，反哺FACC在中國鎮江等地的跨國合資公司，形成了中國企業利用境外資金主動構建的 “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資本閉環。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一帶一路”資金供給端需求，是以石油美元為代表的全球財務投資者。伴隨著美聯儲加息周期一再延誤，美國保持了歷史上最長時間的“實際負利率”，而歐元區和日本甚至耍起了“名義負利率”的貨幣游戲，這對中東富豪實際財富的侵蝕無疑是致命的。

　　受益于國內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升級，以及“一帶一路”的產能合作，中國有望持續坐擁四大經濟體唯一正利率的國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更讓中國成為具有投資價值的目的地。如何構建互聯互通的資本新絲綢之路，將石油美元通過現代金融市場引向中國的中西部，引向“一帶一路”的產能合作，是新時代中國金融機構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