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期來看，營改增會在市場競爭中對所有產品、服務的價格產生抑制作用，同時還會以專業化細分來提高供給側的性價比，這將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對提振消費尤其對釋放中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潛力產生積極有利的影響。

　　自2016年5月1日起，我國營改增試點改革推進到全面覆蓋階段，將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一并納入。為保障營改增改革順利推進，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制定下發了《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2016〕36 號)，之后國家稅務總局又配套出臺了《房地產開發企業銷售自行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增值稅征收管理暫行辦法》等若干關于行業管理、納稅申報、發票使用等方面的公告。

　　僅財稅改革方案(財稅〔2016〕36號文)便有3.9萬字，堪稱中國稅收史上最長的政策文本;涉及納稅人近1000萬戶，是前期營改增試點納稅人總戶數的近1.7倍;年營業稅規模約1.9萬億元，占原營業稅總收入的比例約80%。

　　這樣，2016年5月1日以后，我國營業稅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實現了對貨物和服務的全覆蓋。同時，本次改革將不動產納入抵扣范圍，相應始于2004年的增值稅轉型(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也基本到位。

　　除上述“雙擴圍”(擴大征稅范圍和擴大抵扣范圍)外，本次營改增試點改革還具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減輕企業稅負。為確保做到這一點且稅率檔次不可過多，改革方案中安排了諸多過渡性政策，如在“扣稅法”(抵扣進項稅款)的基礎上引入“扣額法”(在旅游業等實行差額征稅)，同時對一般納稅人的特定應稅行為適用簡易方法(如對于一般納稅人銷售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動產可適用簡易計稅辦法)。

　　二是在繼承原營業稅條例和之前營改增試點方案(財稅〔2013〕106號)基礎上予以完善。改革方案力求最大程度地繼承原營業稅條例中的合理內容，同時在方案的框架設計上保持與原增值稅試點方案(財稅〔2013〕106號)一致。比如，本輪營改增試點改革方案附件1中關于稅目的解釋，絕大多數繼承了原營業稅條例中的相關解釋。

　　同時，也將最新的經濟發展情況反映到方案中，如根據2001年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代碼，將商務服務從其他服務業中分離出來，作為單獨的稅目等。改革方案勢必對中國經濟社會產生全面深遠影響。

　　以結構性減稅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對沖經濟下行壓力

　　關于結構性減稅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從國家整個稅制體系層面來看，可以理解為減少間接稅比重和提高直接稅比重，還可以理解為某些稅種收入占比或稅負降低(并不排除某些稅種收入占比或稅負增加，如資源稅、環境稅費)。具體至某一稅種而言，則可以理解為某些產業(行業)、某類企業減稅，如給企業研發活動減稅，給小微企業減稅等。

　　營改增是近年來覆蓋面最廣、力度最大的一次結構性減稅，對經濟的景氣狀態和結構演變影響大。營改增的減稅效應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營改增試點納稅人因稅制轉換帶來的減稅，二是原增值稅納稅人因營改增后抵扣范圍擴大而帶來的減稅。所以，營改增試點改革的減稅不僅涉及試點納稅人，對原增值稅納稅人也有重要影響，涉及面非常廣。

　　據統計，截至2015年，我國因營改增試點改革累計減稅6412億元。其中，原增值稅納稅人減稅3279億元，試點納稅人減稅3133億元。本輪全面營改增試點改革預計又將帶來5000億元的減稅。企業所感受到的減稅是一種對其更積極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激勵，形成提升經濟運行景氣的效應，有利于在經濟增速走低過程中對沖下行因素而引領新常態。

　　營改增減稅的“結構性”特點表現在依產業和企業類型而減稅程度有所差異。2016年5月之前，對生產性研發服務投入高的原增值稅納稅人減稅幅度大，對年營業額為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的減稅效果明顯，對專業化分工精細、分包轉包普遍存在的新興業態減稅效果也明顯(因為增值稅的“道道征、增值征”機制替代了營業稅的“道道征、全額征”機制)。

　　2016年5月1日以后，對于那些土地房產投入(購買或租賃)以及道路通行費用高的產業，其稅負降幅明顯，典型的如集倉儲與運輸于一身的郵政快遞業將在本輪改革中顯著減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營改增試點改革對小微企業以及分包轉包頻繁的新型業態而言，其稅負痛感會大大降低。對于小微企業而言，利潤微薄，所得稅負擔相對較低，其稅收負擔主要集中于流轉稅即營業稅上，因為營業稅的特點是無論盈利與否，“開門”有收入即有稅，稅負痛感自然很強。

　　一項調查表明，個體工商戶所繳納的稅收中，至少62%以上為流轉稅(《小微企業稅收政策研究報告》，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發布)。盡管小微企業有起征點政策，但僅有年營業額為36萬元(2014年10月之前是24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才能享受到。營改增后，對于那些年營業額在36萬元-500萬元的小微企業而言，其稅負降幅是比較非常明顯的。對于原適用5%營業稅稅率的小微企業而言，其稅負從原來的5%降低到現在的2.9%，降幅達到42%。

　　對于分包、轉包頻繁的新興業態而言，營業稅“道道征、全額征”的特點使得項目價值(價格)在沒有任何增值的情況下稅負隨流轉環節而增加。盡管從理論上看，營業稅負可隨價格最終轉嫁至消費者，但在短期之內對價格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供求關系的因素，因此短期內仍然對企業形成現實負擔。營改增后，增值稅“上征下抵”機制很好地解決了重復征稅問題，因此新型業態整個產業鏈稅負的降低非常明顯，這對于處于產業鏈上任何節點的企業而言，稅負痛感都會降低。

　　我國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理論反思、結合實際國情并借鑒國際經驗所作出的系統性工程式的創新，視界是全局的、長遠的，其本質是以改革為龍頭，以結構優化為重點，以制度創新拉動管理創新、科技創新等整個體系的創新，第一位是制度供給。而從前面的分析中，自然可看出營改增的結構性減稅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互之間內在的邏輯呼應關系。

　　首先，營改增自身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體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制度供給之要義，而且新制度安排必然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其次，減稅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舉措之一，尤其是在當前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的情況下，通過營改增實現企業降稅，可在短期內降低企業經營成本，進而降低經濟的整體運行成本，有利于對沖經濟下行、穩定經濟增長;第三，營改增減負幅度差異化的結構性特點也恰可呼應我國結構性改革之重點。

　　我國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要落實于提高我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提升能夠滿足我國消費“升級版”的供給能力，而這類供給的增加恰恰需要通過創新創業、增加研發投入以及促進專業化細分和新業態發展(電子商務、快遞業、互聯網+)得以實現，營改增試點改革恰恰是消除這類產業(企業)發展的財稅機制障礙因素，給予其合理的減稅，其對釋放經濟的潛力活力、助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經濟新常態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促進我國經濟和產業的專業化細分與升級換代

　　發展第三產業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內容，而促進產業精細分工是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分工越精細，產業越有可能升級發展。營業稅“道道征、全額征”的特點已對第三產業發展形成了制度上的阻礙，營改增后，取而代之的增值稅“道道征、道道抵”機制，對產業分工是“中性”的和“鼓勵”的，從而消除了阻礙第三產業和專業化分工發展的原有機制制約，特別還包括鼓勵國有大中型企業主輔分離，將輔業推向市場且向市場購買輔業服務，加速產業分工與升級，對第三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會十分明顯。

　　以營改增試點改革最早的地區為例，上海市第三產業占比從改革前一年(2011年)的58%上升到2016年第一季度的70%。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全市GDP的占比從2008年的18%上升至2015年的40%，占服務業的比重達到60%。2015年生產性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速快于服務業。這些業績與營改增為第三產業發展營造制度環境，具有內在必然關聯。

　　制造業轉型升級也是新常態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引擎，而制造業轉型升級一方面要靠加大研發投入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則需創新業務模式，如以總集成總承包方式促進制造業服務化，從單一的賣產品到賣設計和賣服務，再到向全產業鏈的生態圈方向發展。營改增后，研發投入與實物投入享有同等的增值稅抵扣政策，從而鼓勵制造業購買研發服務，促進產業升級。同時，營改增在加速專業化分工的同時，促進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產業鏈上下游關聯企業的社會化協作，為制造業服務化、產業鏈協同發展掃除了原營業稅制的瓶頸制約。

　　更為重要的是，營改增可以促進某些行業市場集中度的提高。典型的如建筑業：多年來建筑業上游砂石、土方等原材料供應渠道散亂，供應方多為小規模納稅人或個人，規模小，市場集中度低。營改增后，建筑業適用稅率從原來的3%提高至現在的11%，建筑業上游企業必然要盡可能地取得增值稅抵扣以降低稅負。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能夠給下游建筑企業提供可規范抵扣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上游砂石等建筑原材料供應市場主體，必然要積極兼并重組，做大做強，提高市場集中度。外賣、快遞業等也會存在類似情況。

　　出口轉型也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其主旨在于從產品出口大國向服務出口大國轉型。過去因營業稅沒有退稅機制，服務出口無法與產品出口一樣享受出口退稅待遇，這樣我國服務是以含稅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對于出口轉型不利。

　　營改增后，我國服務出口或免稅或零稅率，自然對服務出口形成利好，促進出口轉型。營改增推向全國的2013年，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為2105.9億元，2015年達到2881.9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17%。2015年現代服務業出口增速明顯，遠高于全部服務出口增速(9.2%)，其中電信、計算信息服務出口同比增長25%，專業管理和咨詢服務出口同比增長13.6%，廣告、文化和娛樂服務、知識產權費用出口增幅分別達到37.1%、43.9%、64.9%。上述經濟結構和產業升級換代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營改增改革在其中是功不可沒的。

　　打通抵扣鏈條，有利于營造公平競爭、信用良好、求強做大的市場環境

　　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和必然要求，相應需要稅收制度和政策的統一。營改增后，全部產業和企業適用統一的增值稅制度，打通了服務業內部和二、三產業間的抵扣鏈條，再沒有增值稅和營業稅并行時代產品貨物可抵扣而服務不可以抵扣的“歧視”，這為形成和健全全國統一市場奠定了制度基礎，為產業發展營造了更為公平統一的稅收環境，有利于促進產業(企業)公平競爭。

　　同時，增值稅“上征下抵”機制在市場中自然形成一種買賣雙方的自動約束監督機制，購買方如果抵扣，銷售方必須納稅。同時，增值稅發票管理是“金稅工程”之重點，其使用管理要求遠高于原營業稅發票，未來以虛開營業稅發票沖減成本進而減少利潤和企業所得稅繳納的空間被大大壓縮，這對于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堵塞稅收漏洞、建立信用良好環境，具有重要且積極的促進作用。

　　另外，對于微觀市場主體而言，大中型以及小微企業均有各自的競爭優勢，比如大中型企業因是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可為客戶提供適用高抵扣稅率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因此在市場競爭中具有相對優勢。同時，適用低征收率的小微企業是“小規模納稅人”，由于其稅負較輕，在產品或服務價格上又會占優勢。

　　因此，營改增既鼓勵企業做大做強，又鼓勵企業做精做專，既有利于大中企業提升“規模經濟”，又有利于小微企業在“草根”層面的創業求生。當小企業發展到由“小規模納稅人”而接近“一般納稅人”的臨界點時，營改增會激勵這樣的企業全力做大，進而以標準增值稅發票取得上、下游客戶的穩定關聯，進一步擴大其市場份額。

　　倒逼企業規范內部管理和其他相關管理制度改革

　　增值稅的管理規范度遠高于營業稅，這一方面是因為購買方為取得合規抵扣發票而導致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增值稅專用發票如“人民幣”般的高規格管理要求所帶來的。管理規范與否，對企業增值稅繳納有重要影響。

　　因此，營改增勢必倒逼企業提高內部管理水平，既包括要提高財務管理能力，也包括對采購管理模式(集中采購還是分散采購等)、供應商選擇(一般納稅人還是小規模納稅人)以及客戶(企業客戶還是個體客戶)的管理能力，還要升級改造IT系統等。因此，營改增會倒逼企業提高內部管理效率，規范企業行為，這無疑也將提高我國企業的整體競爭能力和管理效率。

　　與此同時，營改增可以倒逼其他相關管理制度改革。典型的如道路貨物運輸管理體制改革。隨著產業分工細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道路運輸行業已形成了“物流公司輕資產+社會運力”的行業發展模式。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制造業或商貿貨主，將其運輸業務外包于第三方物流公司，而第三方物流則以輕資產的模式運作，即通過物流信息中介服務公司，將實際貨物運輸業務分包給個體(社會)車輛，最終完成貨物的運輸任務。

　　也就是說，個體重卡獨立經營，物流公司隨機調用，社會運力和運輸需求之間形成動態組合。在這個過程中，貨主是運輸的需求方，物流公司、信息中介和個體卡車是物流業務的供給者，其中物流公司直接掌握運輸需求信息，同時又是實際運輸業務的需求方，通過信息中介，將實際運輸業務分包給個體卡車。

　　這種運作模式，可以滿足運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動態調整，實現道路運輸產業資源的最佳配置。但是，目前的道路運輸監管模式仍以“資產”(車輛多寡和噸位大小)為標準來頒發道路運輸許可證，為此個人為取得道路運輸許可，必須將其運輸工具掛靠于某些“掛靠公司”名下。

　　同時，在營業稅時代，“以車控票、以票控稅”的舊有征管模式賦予了“掛靠(運輸)公司”更大的權利和利益，即領購交通運輸業發票的權利和享受地方政府促進物流企業入駐的退稅權利。其后果是：真正有實際業務發生的物流企業取不到發票(這其中也有個體卡車業主，因長年在全國各地開展業務，基本無法按照稅法規定，到車籍所在地領購發票)，而“掛靠(運輸)公司”領用的發票也可以通過收取一定手續費的方式“轉賣”給需要發票沖減成本的企業。

　　營改增后，如不改變，道路運輸業行業亂象將更為凸顯，會將相關利益方(物流公司、卡車個體戶、稅務機關)置于違法的境地。因此，營改增勢必倒逼我國道路運輸管理體制改革，以順應行業發展要求和降低物流成本的趨勢。

　　提高產出的性價比，在歸宿環節降低消費者稅負稅痛，提振消費擴大內需

　　就理論上的考察而言，增值稅也可認為是一種消費稅，即通過價格層層轉嫁，最終主要由消費者承擔稅負。當然，這與短期內企業承擔稅負并不矛盾，因為短期內價格由供需決定，因此改革前后稅負的變動在短期內難以通過價格充分轉嫁出去。

　　但從長期看，營改增對提振消費具有全局性意義：首先，增值稅是普遍征收，相應的，營改增對所有產品(服務)稅負進而對全部產品(服務)的價格均有影響，并會在中長期體現出來;其次，全面的營改增是較普遍的降稅，相應的，從長期來看，會在市場競爭中對所有產品(服務)的價格產生抑制作用，同時還會以專業化細分來提高供給側的性價比，這將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對提振消費尤其對釋放中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潛力產生積極有利的影響。這些不但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對沖經濟下行，而且還能使廣大中低收入者更多分享改革紅利。

　　當然，營改增的利好影響需要通過制度政策的動態優化以及市場主體及時調整經營模式而逐漸得以釋放和顯現。營改增改革未來仍有改革空間，如稅率簡并、抵扣制度完善以及集團納稅制度的探索細化等等。毋庸置疑的是，營改增改革結合了穩增長、調結構和惠民生，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必將是正面、全面和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