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季度以后，匯率市場的異常波動和隨后金融市場的動蕩、搖擺不定的宏觀政策信號、舉步維艱的國有企業改革，乃至于對民間企業家私人產權保護不足等諸多因素，可能都對于企業家信心產生了負面影響。在民營企業的盈利狀況和融資環境都沒有出現顯著變化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和企業家信心的大幅下滑需要高度警惕，短期經濟下滑的風險正在進一步上升。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持續惡化，1月-5月，民間投資同比名義增長3.9%。其中，5月單月增長不足1%，創出這一數據自2005年公布以來的最低記錄。對此，決策層已有所警覺，“權威人士”在5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的關于中國經濟形勢判斷的文章中，將民營企業投資大幅下降列舉為中國經濟的首要風險點。5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專題研究民營企業投資增速大幅下滑的問題，并且罕見的派出多個督查組奔赴地方，排查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困境。

　　考慮到2015年民營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超過六成，而穩投資正是中國經濟穩增長的關鍵，提振民營企業投資對于中國經濟的意義不言而喻。

　　從歷史數據上看，除了2009年-2010年“4萬億”經濟刺激時期之外，民營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高于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速。民營固定資產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也在過去十年間上升了超過30%。但自2011年以來，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不斷下滑，與公共部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差距越來越小，并于去年9月被公共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所趕超，“國進民退”的現象凸顯出來。

　　為何近五年以來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趨勢性下滑?在筆者看來，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面臨結構轉型，經濟增速下滑以及投資回報下降或是最主要原因。而其中，國企民企投資增速的相對變化，或許與以下三點原因有關：一是伴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不斷上升，以民營企業為主導的中國制造業部門的競爭力有所下降，在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而在代表新的經濟增長動能的服務業和其他一些壟斷性行業中民營企業卻受制于種種壁壘，沒有進入的機會;二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下滑，政府不得不在穩增長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這直接導致政府投資占比的上升和與政府關系緊密的國企投資占比上升;三是伴隨著近些年信用風險的上升，金融系統對于存在一定政府隱形擔保的國企授信偏好有所加強。

　　然而，這些長期性的因素卻并不能很好的解釋為什么自2016年以來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顯著惡化。從同比增速的角度觀察，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15年12月底到2016年5月短短五個月間下滑將近8%，呈現出自我加速的態勢，這與過去兩三年間的相對比較平穩下滑的歷史趨勢出現了明顯的背離。

　　分部門來看，在一季度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推動總需求反彈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在房地產和基建領域的投資增速也出現了企穩反彈(雖然顯著的弱于政府和國企投資增速)，但在制造業和房地產及基建以外的服務業領域卻出現了急劇滑落，并拖累整體投資增速下行。與之相對，今年以來各部門政府和國企投資增速都實現了較為強勁的反彈。

　　鑒于近幾個月總需求出現了一定的回升，今年民營企業投資的下滑恐怕不能夠簡單的解釋為經濟周期下行的自然結果。那么又如何解釋目前民營企業投資顯著滑坡呢?

　　一種觀點認為，民營企業投資增速的惡化與今年開始大規模推動的“去產能”運動有關：今年1月，國務院制定了未來三至五年嚴格的產能處置計劃，其執行對于企業投資的影響可能不容小覷。但這一判斷存在疑點，如果去產能是導致制造業的民營企業投資下滑的主要原因，那么為什么制造業的國企投資卻大幅反彈?有部分研究者認為，可能的解釋是在去產能的過程中，政府傾向于保護國有企業，但這一觀點也無法得到數據的支持。從目前去產能的兩個主要突破口鋼鐵和煤炭行業的情況來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這兩個行業民營企業的投資增速都高于整體的增速。

　　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年以來在政府刺激的支持之下，國有企業投資的高增長“擠出了”民營投資。但對此判斷，筆者同樣存有疑問，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一般而言，擠出效應可能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國有企業擴大了市場份額(通常是因為持續的得到政府和銀行支持)，擠出了民營企業。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看到民營企業利潤顯著下滑，被迫退出市場。但是，統計局公布的工業企業利潤顯示，今年以來其同比增速已經由負轉正;反而是國有企業的利潤仍然負增長。考慮到工業企業中包括國企和民企，這意味著民企的利潤水平應當并不是很差。擠占市場說難以成立。

　　另一種情況是國企獲得了較多金融資源，擠出了民營企業的貸款份額。如果是這種情況，金融市場的利率理當顯著上升，但是，筆者也并未顯著的觀察到這一現象。以民營企業經常使用的票據融資利率為例，該利率今年以來除了春節期間因季節性因素上升之外，基本保持平穩，與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期間持續處于高位的局面大相徑庭。

　　當然，在受到較多管制的服務業領域，擠出效應的可能性很難排除。如果國有企業投資在某些領域的投資有較大的上升，這可能意味著民營企業想要獲得行政許可或者克服其他隱形門檻進入該領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筆者以為，民營企業家對于未來投資信心的缺失可能是近期民營企業投資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對5000戶工業企業企業家的調研，企業家信心指數自2012年下半年以來一直在約58-68的區間波動，卻在2015年四季度出現了大幅下跌并在一季度創出43.7的歷史新低，甚至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還要低迷。

　　雖然上文中提及的許多長期因素都會影響企業家信心，但筆者以為，去年三季度以后，匯率市場的異常波動和隨后金融市場的動蕩、搖擺不定的宏觀政策信號、舉步維艱的國有企業改革，乃至于對民間企業家私人產權保護不足等諸多因素，可能都對于企業家信心產生了相當的負面影響。

　　在民營企業的盈利狀況和融資環境都沒有出現顯著變化的情況下，民間投資和企業家信心的大幅下滑需要高度警惕，短期經濟下滑的風險正在進一步上升。

　　筆者以為，加速推動民主與法治建設，加強物權保護和公民人身權利保護，加速推動市場準入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讓各種經濟主體獲得平等的競爭地位，重塑民營企業家對于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的長期信心，已經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