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經濟學》(季刊)在北京郵電會議中心召開“紀念杜潤生學術研討會：農村、農業與發展”。本期簡報報告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的演講內容。

　　作為杜老的學生，我今天非常高興參加這次杜潤生學術研討會，許多青年學者通過宣講論文以及討論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方式來來紀念杜老，這也代表杜老的事業薪火相傳。從1952年以后，杜老的工作一直都是圍繞三農問題。1979年以后，農村改革的政策可以說都是他負責制訂和推動的。

　　我今天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杜老所追求的國強民富之道以及三農問題如何解決，實現杜老對我們這些學生的期望。

　　一、國強民富需要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

　　希望國強民富，就是希望經濟不斷發展，希望我們能夠從低收入變成高收入。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為了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首先就是技術不斷創新，其次是產業不斷升級，讓勞動者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這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兩個必要機制。

　　在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的過程中，市場范圍也越來越廣，需要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早期經濟以農業為主，依靠傳統的技術，剩余非常少，所以當時的產品交換多發生在臨近農業地區的地方。進入到現代化生產階段之后，規模經濟凸顯，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多、交換的范圍越來越廣，從而要求的基礎設施投入越來越高。

　　早期的交易是熟人之間的交易，所以也不用寫合同。隨著現代化生產和交易范圍的不斷擴大，交易的雙方越來越不熟悉，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必須要簽訂合同，必須確保合同的執行。

　　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產業的升級，資本投入越來越大，就不能只靠自己的資金，必須動員社會資本，所以傳統的私人借貸慢慢的發展到現代化的銀行、股票市場等金融體系。

　　從以上幾個角度來看，隨著經濟基礎、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上層建筑必須與其相適應，不斷發展變化。其中有兩個制度最重要：一個是市場，把資源配置到有需求和有價值的產業部門去;另外一個是政府。比如隨著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要不斷的完善，但這不是單個人能夠完成的，必須要由政府來設計和協調。因此，既需要有效的市場，也需要有為的政府。

　　貧困國家80%的以上的生產活動和80%以上的人口是在農業領域。隨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當進入高收入階段，留在農業里面的人口一般在10%以下甚至不到5%。這個過程當中農民的問題如何解決?一方面是依靠技術不斷的創新，另一方面是當大量的人口轉移出農村，進入到非農產業里面。所以留在農村的農民可以提高生產力，使得農民跟城市的收入差距縮小。

　　二、思路問題導致發展中國家未能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發展中國家有條件比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自工業革命以后，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一直都在世界最前沿，他們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來自新的技術、新的產業。發展中國家收入水平低，在技術、產業方面跟發達國家有差距，所需要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比現在好即可，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他們可以利用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采用引進、模仿等方式。從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風險和成本比較低，速度比較快，可以持續在二三十年或更長的時間達到7-10%的年均增長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抓住了后發優勢，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解決了國強民富與三農問題。其中只有兩個低收入經濟體變成高收入經濟體，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的臺灣，中國大陸會成為第三個。絕大多數經濟體迄今為止仍陷在低陷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沒有實現國強民富的目標。

　　發展中國家本來有后發優勢，但為什么成功的很少?主要的原因就是思路問題。發展中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希望快一點趕上發達國家，人民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國防實力跟發達國家一樣強。發展中國家的國防實力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強，就必須生產跟發達國家一樣的飛機大炮，即推行資本密集型的發展戰略。但是發達國家不會輕易轉讓這些技術，發展中國家就必須自己去發明，放棄了后發優勢。

　　發達國家的資本相對豐富，比較優勢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國家大多是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勞動力相對多，資本非常短缺。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發展中國家的趕超型產業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護，根本不會有人投資。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發展趕超型產業，必然需要政府出面配置資源，對這些產業進行大量的扶持，扭曲各種價格信號，比如把投入品的價格壓低。這樣就可以在條件不具備的狀況下，把資本密集型產業建立起來。

　　這種發展戰略不僅放棄了后發優勢，而且由于政府的干預，導致大量資源無效配置以及各種扭曲，效率非常低。現代化的重工業固然建立起來了，但是能夠創造的就業非常少，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并沒有實現原來追求的國強民富。

　　三、中國道路的成就與挑戰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在此之后，中國取得了30多年的穩定和快速發展，從1979年人均GDP不及非洲國家平均數三分之一變成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使6.8億人擺脫貧困。農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杜老做了很大的貢獻。

　　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但是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卻是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有些經濟學家把發展中國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經歷稱為遺失的20年。

　　為什么同樣是改革開放，結果卻大相徑庭?我的看法是同樣是思路決定出路。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是當時占領輿論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希望把原來的扭曲一次性改變。如果這么做，這些被保護的產業就會出現大量的失業，帶來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經濟發展也難以進行。很多國家為了避免這種狀況，想辦法提供其他方式的保護補貼。大量的研究證明，那些趕超型工業在私有化之后得到的保護和補貼比原來還多。

　　中國推行的是一種比較務實的、漸進的方式。既然這些產業沒有保護補貼活不了，那就繼續給保護補貼。但是農業和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可以采取開放的態度。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同時發展輕工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都可以進入，然后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來解決基礎設施問題。這樣做的好處就是既能維持穩定，又能快速發展，與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這種方式也導致不少新問題。為了補貼原來的產業，就保留了很多扭曲，比如說在金融支持方面。這是讓相對比較窮的人去補貼比較富的人，由此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腐敗現象蔓延。

　　在上世紀在八十、九十年代，我們還是低收入國家，對那些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給予保護補貼是一種雪中送炭。今天，我們已經變成中等偏上的收入國家，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大部分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了，所以雪中送炭就變成了錦上添花。所以應該按照與時俱進的要求，實行八十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發揮引導作用。

　　中國目前還沒有完全趕上發達國家，我們也還處在轉型的過程。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以一種務實的態度，不斷根據條件的變化去發展不同的產業，采用不同的制度，或者消除原來制度的各種扭曲。如果能這么做，中國可以比較迅速的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實現國強民富的目標。

　　作為杜老的學生，我們要從中國自己發展的成敗出發，結合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經驗教訓，在理論上做出總結。這有利于了解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同時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好的實現發展目標。正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