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民間投資下降明顯。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中國民間投資增速遭遇斷崖式下滑，引發市場極大關注。今年1—5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9%，創下了紀錄新低。單月來看，5月增速從4月的4.3%跌落至1.0%，下降幅度巨大。除去行政審批外，還有哪些因素影響民間投資增速?多數民營企業“矮人一等”、一些地方干部“談商色變”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行政審批改革這塊骨頭為什么難啃?針對這些問題，媒體采訪了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敏。

　　對民營企業的認識依然不到位

　　媒體：在國務院民間投資政策落實專項督查工作匯報中，提到了這樣一個尖銳的矛盾：一方面，民營經濟貢獻了60%以上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和80%左右的社會就業;但另一方面，多數民營企業又覺得自己“矮人一等”，還有一些地方干部“談商色變”，不愿也不敢與民營企業打交道。你認為民營企業覺得自己“矮人一等”和地方干部“談商色變”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胡敏：對這個問題，我們既要歷史地看，也要現實地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活躍市場、擴大就業、創新創造、增加稅收、提高民生福祉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公有制經濟一道，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央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并將“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寫入黨的文件，就是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充分肯定。

　　特別是在今年“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工商聯界別代表委員座談會時，就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提出“三個沒有變”：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這進一步明確了中央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導向，給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了“定盤星”，給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吃下了“定心丸”，也對新常態下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提出了新要求。

　　但為什么在現實中，仍然出現了不少民營企業家和非公人士覺得自己“矮人一等”，在申辦企業、獲得融資、進入某些產業領域時感到“很不輕松”，仍然遭遇到各種形式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現象，甚至是“無門”可入呢?就在于我們不少政府部門還沒有在思想上真正認識清楚中央一再強調的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對民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依然不到位，沒有切實擺正政府與市場主體的關系，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計劃經濟的思維、“官本位”的思想、部門利益的作怪占據了主導。

　　加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大力加強防腐倡廉建設，許多官員的腐敗問題多多少少與相當一個時期以來“官商”關系不能很好厘清直接相關，個別涉及非公有制經濟的政商關系出現了不少畸變，產生了地方官員與民營經濟之間的利益輸送、權力尋租等問題，這就導致一些政府部門在為民營企業提供服務和發展環境上縮手縮腳，一些地方干部干脆是“談商色變”，唯恐因為與民營經濟打交道，背上了包袱。有一些干部坦言，“吃不準”導致“不敢為”。在對政商關系“度”的把握上，由于當前“不能”、“不得”的禁止性規范出臺多，“可以”、“應該”的指引性規范出臺少，一些干部搞不清與民營企業交往的分寸，干脆舍“親”而�！扒濉�。也有一些案件或者個別案例被放大渲染，造成干部心理恐慌和思想混亂，結果，“不干事就不出事，出了事就跑不掉”，成為一些地方干部對問責的畸形認知，以致走向極端。與此同時，在一些地方，干部由于缺乏容錯機制的保護，做起事來很容易畏首畏尾、過度謹慎，特別是具體經辦的公務員，沒有領導的簽字堅決不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兩會”上就提出的“親”、“清”二字，要求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要積極培育良好的市場生態。按照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原則，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推動各項政策落準、落地、落細、落實，打破阻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

　　四方面因素影響民間投資增速

　　媒體：除去行政審批外，還有哪些因素影響民間投資增速?

　　胡敏：我前不久有幸參加了國務院委托國家行政學院對民間投資下滑情況進行的第三方評估，到廣東等南方省份進行了實地調研。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也專門聽取了民間投資政策落實專項督查工作匯報。

　　總體看，在當前經濟下行態勢下，不少企業家對未來發展信心不足。不少企業家認為看不準國內發展趨勢，看不清明確的政策導向，對下一步投資發展舉棋不定。其中，傳統制造業中的中小微民營企業期待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但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高新技術領域中的民營企業期待保持行業領先地位，但缺穩定的發展預期、缺有效的政策引導、缺良好的競爭秩序、缺誠實的信用環境。

　　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政策服務的針對性和精準化、細致化還要加強。中央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地方都能比較快地跟進，也有一系列配套政策出臺，但仍感到政府優化服務、精細服務力度不足，許多部門權責清單還比較原則，行政執法的依據和設定還有待全面梳理，行政權力運行尚待規范，尤其要提高行政審批的透明度和行政服務的精準化、細致化，政府政策和項目信息對民間投資要更加透明、更加公開。

　　二是各級地方政府政策連續性不夠。目前反映比較嚴重的就是“四個不一致”，即政府領導人換屆帶來前后政策不一致、中央和地方政策配套和銜接不一致、部門與部門對相關政策認識和表述不一致、沿海地區政府與內地政府政策認同和執行力度不一致。

　　三是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亟待加強。目前企業家們還普遍反映目前的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還不匹配，全社會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機、信用危機，期待加快推動由政府主導的“建立健全社會征信體系”，切實形成全社會“褒揚誠信、懲戒失信”的良好營商文化和營商環境。在政務誠信方面，期待既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更要強化行政執法的公信力;在商務誠信方面，期待要增強國企與民企之間、銀行與民企之間的互信度，確保在大型PPP項目中國有企業不會排擠民間資本，金融機構也不要更加偏好政府項目和國資項目，期待金融機構能加大直接支持民間投資需求的力度，同時也要積極推動中小微民營企業信用服務體系建設;在社會誠信方面，期待更多地引入和扶持社會化、市場化的中介服務組織，形成公正公平的商譽和信譽評價體系;在司法公信方面，要推進民營企業商事糾紛解決機制和訴訟調解對接機制。

　　四是民營企業經營成本過高，應該想方設法降低。不斷上漲的土地成本越來越制約這個地區的核心競爭力和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除了現有國家政策在稅費政策上依然讓民營企業感到生產經營成本負擔較重外，近來不斷上漲的土地成本、房屋居住成本，已經成為許多民間資本繼續增加投資的“攔路虎”。這些地方的不少民營企業要吸引人才進入，除了要支付高薪外，有的還要承擔住房、子女教育的額外負擔。

　　此外，還有民營經濟普遍反映的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難以享受與國企同等待遇;融資難、融資貴、繳費負擔重;一些干部不作為、不會為、亂作為等問題，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民間投資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