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貨幣政策像是對發達國家央行的一場考試，今天的“資產荒”似乎說明發達國家央行在這場考試中的成績欠佳。這場考試后，至少有兩個曾避免給予明確答案的問題需要直接面對：央行是否該對資產價格負責任、對微觀金融穩定負有什么責任?

　　當國人還在爭論我國的“資產荒”究竟是相對于實體經濟發展貨幣太多還是市場化程度不夠導致收益率頻譜缺失時，突然驚喜地發現，我們并不孤單，英國公投“脫歐”后，全世界都面臨“資產荒”了。

　　說世界范圍內“資產荒”，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是避險資產和風險資產齊漲。英國公投“脫歐”后，世界資本市場面臨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風險資產和避險資產一起上漲。傳統避險資產中的黃金、白銀備受追捧，在英國公投“脫歐”后的兩周，國際金價累計上漲7%，銀價上漲14%。另一種傳統避險資產——發達國家國債——更為夸張。7月5日，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0.225%，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1.38%，雙雙創下歷史新低，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0.16%，同樣處于歷史低位。此外，英國、意大利、西班牙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也都創歷史新低。一般認為，遭遇英國“脫歐”這種黑天鵝事件事件，市場避險情緒上升，因此避險資產會上漲，但奇怪的是，股票等風險資產也在上漲。同期美股標普500指數上漲3%，歐洲、亞洲主要股指漲幅也都在3%以上。英國富時100指數更反彈9%，不但成功收復失地，還創下去年8月以來新高。對此，避險情緒顯然不如“資產荒”更有解釋力。

　　如果說我國的“資產荒”還存在貨幣過多和資產市場化程度不夠的爭論，那么世界的“資產荒”就只有一種解釋了——錢太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以美國的QE為代表，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都進入了貨幣寬松時代。從2008年12月開始，美聯儲連推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歐洲央行于2012年推出直接貨幣交易計劃;2013年，日本央行宣布開啟新的無限期每月購買1450億美元國債的計劃。其中，僅美國，截至2014年已釋放了3萬億美元貨幣。相對于釋放出的貨幣，實體經濟的復蘇和增長卻極為緩慢。除了美國經濟表現強勁外，歐洲和日本的經濟迄今都仍未走出衰退的泥淖。歐洲的經濟增長率徘徊在1%以下，意大利和德國再次面臨銀行業危機的可能，“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也沒能促使日本經濟走出零增長，而通貨膨脹率也從2%回到了接近零的水平。

　　說實在的，當下的寬松貨幣政策，與其說是在拯救經濟，不如說在避免危機。世人看到的事實是，貨幣發行已不能刺激經濟增長，各國央行其實也非常清楚這一點。從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就從未正常化過，經濟政策要么是應對經濟危機的短期化手段，如美國貨幣政策QE是貨幣主義者本·伯南克所謂的“坐著飛機撒錢”，應對可能的金融系統性危機;要么是應對政治“黑天鵝”事件的手段，如英國“脫歐”公投，英格蘭銀行宣稱準備了2500億應對可能的經濟波動;要么是屈服于政治的非經濟行為，如為了推進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安倍晉三不惜撤換日本央行行長。

　　市場顯然明白，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無異于依賴毒品在短時間內提振精神，因此寄望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常態化。數年前，美國曾傳出由當年鐵腕實行緊縮貨幣政策的保羅·沃爾克重新執掌美聯儲的聲音，就表現了民眾對寬松貨幣政策的反感。當然，這個傳言并未成真，但由于經濟的強勁復蘇，美國顯然想盡快回歸到正常的貨幣政策上。今年初，美聯儲提高利率就是貨幣政策正常化的一個步驟，但這個過程并不順利，年內三次或四次加息的市場預期已經落空，看來今年最多也只有兩次加息。

　　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貨幣政策像是對發達國家央行的一場考試，今天的“資產荒”似乎說明發達國家央行在這場考試中的成績欠佳。這場考試后，至少有兩個各國央行曾避免給予明確答案的問題需要直接面對。

　　第一，央行是否該對資產價格負責任。這是個很有爭論的問題。從理論上說，今天的社會里，資產價格遠比商品價格更影響經濟穩定，但格林斯潘、謝里特等曾經的數位央行行長都表示：在確定資產的公允價格方面，相對于市場，央行并無優勢，且如果央行把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考慮因素，存在很大的道德風險。雖然對這個問題沒有結論，但顯然，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央行確實把資產價格納入了貨幣政策考慮中。現在看來，格林斯潘們的擔心成了現實，資產價格完全依賴于貨幣政策。每次寬松預期來臨，資產價格就上漲;每次加息傳聞出來后，市場都會以股價下跌報以顏色。央行到底對資產價格負有什么樣的責任的問題急需給予明確回答，否則，發達國家貨幣政策還是會在股市的上上下下中起伏，猶如被資產價格裹挾了一樣，失去自主性。

　　第二，央行對微觀的金融穩定負有什么責任。傳統理論很清晰，央行需對宏觀金融穩定負責，對微觀金融機構，只有在其破產足以帶來系統性風險時，央行才能施以援手。但現實并非如此。在金融危機時，發達國家的央行曾數次救助金融機構，但為什么貝爾斯登和雷曼就不需救助，其他大的投行就需要救助呢?在危機后不久把金融機構劃分成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和非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用何種標準做這樣的區分?既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會得到央行特別“關照”，又該如何特別予以監管?現在，央行擴大權力似成國際潮流，當央行越來越多地陷入微觀機構的監管中，如何避免微觀金融機構救助普遍化及由此帶來的貨幣發行問題呢?

　　除了央行，整個經濟界可能也不得不思考一個更為宏觀而且缺乏明確答案的問題：央行及貨幣政策到底對經濟增長負有什么責任。每次經濟下滑，市場和政府都希望央行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從長期來看，這樣做真的有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