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國的經濟年增長是8%，達到了1979年以來30年的平均增長率;2009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成為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中國又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這是進出口加到一起算的;2014年，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仔細分析，降低體制成本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秘訣，而體制成本的重升，則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我今天選了“體制成本看中國”這個角度，是用一個簡明的框架來理解中國經濟發生的變化，主要從法定成本、市場準入成本、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等5各方面探討體制成本的重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法定成本上升：企業負擔加重

　　企業經營的成本里有一塊是競爭形成的成本，還有一種是法律規定的成本。從1995年到2012年，我們GDP增加了8.6倍，工資總額增加了8.8倍。勞動成本跟名義GDP增長比沒有高的太離譜，但稅收增長了16.7倍，這是強制的，不納稅是違法的。而且，除了稅收以外還有其他的費用，加到一起同期增長是18.8倍。

　　法定成本跟市場競爭形成的成本不同。自由競爭形成的成本會隨著不好的經濟形勢下降，法定成本的調整還要開會，還要投票。2016年經濟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三去一降”降成本，法制成本是我們體制成本的組成部分，當我們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越來越大，進位到世界第二而且非常有望變成第一的過程中，我們的體制成本重新升上來了。

　　二、市場準入成本：要從體制上解決

　　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開始激烈，每當開放一個市場就急需尋找新的市場，但很多壁壘還沒有打開，要打開新市場不容易。不要只強調經濟下行，問題是有機會卻不讓人做出反應，本來好做的生意也沒法做了。這個問題是體制成本問題，像醫療改革，這個不是產能過剩的問題，問題卡在準入上，價格指引上。

　　準入和定價對動員資源非常重要，今天我們搞供給側，以前搞需求側，但是我們要清楚，做事不能靠喊口號，政府領導是制訂政策的，這個問題只能從體制上解決，任你發多少文件喊多少口號都沒用。

　　三、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價格機制不能靠規劃

　　企業對新的機會做反應，但是獲得關鍵要素很難，比如房地產。從全國來說是產能過剩了，要去庫存，但去庫存的政策還沒有好好貫徹，三四線城市還沒有明顯進展。這里面有一個關鍵的制度變量，不能在北京統籌全國的土地供應。現在人是流動，需要一個靈活的供應市場來應對靈活的需求。

　　現在的情況是只有城鎮國有土地可以依法流轉，集體土地不能依法流轉。如果允許分散的流轉，市場是有自我平抑的功能，而我們非要統一把土地劃成不同的類，價格機制的形成不是規劃能替代的。

　　四、移動、退出的成本：企業要研究的戰略問題

　　過去要搞市場分割，有些地方會不準別的產品進來，這個問題花了很多年才解決�，F在出現的新的問題是，做大樂得公司要到別的地方去辦總部，地方政府不讓走。這也是我對地方競爭理論有保留的一個原因，地方競爭有很多積極影響，但是也有消極影響。這種體制在經濟決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等到在更大的空間配置資源的時候，它就變成障礙了，政績和GDP就會受損。在什么時機移到另外更合適的地方去，這是企業發展戰略當中的一個難題，不少商學院要研究這個問題。

　　五、修訂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條規定，拖累全局

　　現在修法的成本太高，有一年出了一條文件“城市居民不得到郊區和農村購買農民宅基地上的物業”，這句話一出來整個郊區的景觀投資、產業投資、民宿投資就遇到了一個障礙。現在城市居民汽車保有率這么高，鄉村旅游那么火，但是遇到了體制障礙。還有宅基地問題，這些已經變成了國民經濟難題。

　　這些年我們積累了新的辦法，比如搞自貿區，授權一些地方在指定時間內暫停一些法律。至于土地問題，現在已經分別做了實驗部署，但這些問題都變成了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困難。

　　現在全球局面發生了變化，我們原來的立國之本是比較成本優勢�，F在我們生產成本上升中有一些硬性的制度成本上升得偏快，法定的制度成本、對新的市場機會做反應的成本、擺脫一些過時的經濟結構的退出成本、修訂法律的成本，這些成本都在增加。

　　我們考慮成本，不單單要考慮生產成本，不單單是狹義的完備市場體制下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我們這種轉型期國家伴隨的體制成本，運行的制度成本，這個成本對我們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當年我們從爭4保5到達到10，現在又從如日中天到面臨下行壓力，這其中有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就是體制成本的變化：體制成本決定經濟發展，也決定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