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學中我感覺到，目前經濟學界不缺理論也不缺數據，缺的是常識;政策制定部門也不缺建議和謀士，缺的同樣是常識。學界和政策制定部門缺少哪些常識呢?我想列出這樣幾項。

　　常識一：中央銀行印鈔票不能創造價值。印鈔票僅僅轉移價值，僅僅是價值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轉移，僅僅是價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轉移。如果印鈔票能解決經濟問題，這個世界上根本不會有經濟問題，因為印鈔票是最簡單的、成本幾乎等于零的一項政策措施。

　　常識二：財政部門不創造價值。財政的收入來自于企業和個人，財稅政策僅僅是財富的重新分配，是財富在父輩和子孫之間的重新分配，是財富在國有和民營部門之間的重新分配。如果財政靠借債增加支出，這就是典型的財富的代際轉移支付，而債務積累的后果，我們都知道，很可能是希臘那樣的財務和金融危機。如果財政支出的增加是靠稅收，那么就是當代人之間的轉移支付，對宏觀總需求的數量沒有影響。

　　常識三：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場高，這里講的中央計劃包括各式各樣的規劃。盡管市場不完美，盡管市場配置資源不是帕累托最優的，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場高。如果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高，我們就沒有必要在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中央計劃之所以配置資源的效率沒有市場高，因為政府官員既沒有足夠的激勵，也沒有足夠的信息，使他們能夠制定比市場自發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這個常識在30多年前，我們在開始市場化改革的時候就一再強調，但今天似乎已被人們忘記了。

　　隨著社會分工和協作的日趨復雜，隨著經濟規模的越來越大，隨著創新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們從理論和實證上都可以證明，基于市場的分散決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場的分散決策在大多數情況下，比中央計劃的效果會更好。

　　常識四：由于貨幣政策不創造價值，由于財政政策不創造價值，由于中央計劃配置資源的效率比市場低，所以經濟的增長是不可能依靠宏觀政策來實現的。經濟增長的定義就是價值的創造，既然政府不能創造價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進經濟的增長，經濟增長的源泉只有兩個，增加資源投入或者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在增加資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學院的索洛教授早就證明，單純依靠資源投入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增長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手段是創新。宏觀政策的作用，充其量只能使短期GDP接近潛在GDP，而且是以價格信號的扭曲和資源行政配置的低效為代價所實現的短期目標。宏觀政策對于潛在GDP，要么沒有影響，要么更糟，可能會傷害經濟長期的增長潛力。在這里我想澄清一個概念，我們通常所講的經濟增長，不是統計局那個GDP數字，我們講的經濟增長是潛在GDP的增長。這個概念在學校和社會上被搞亂了，在政策制定部門更是含混不清。

　　我們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幾項常識，再回過頭來看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發現主流的宏觀經濟學有意無意在忽視和否定常識，用經不起推敲的假設和邏輯代替常識，在政府熱心倡導下，主流的宏觀經濟學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最重要的宏觀問題，也就是長期增長，轉移到經濟的短期穩定，將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從企業和個人的創新轉移到了政府官員的規劃。為了扭轉這個傾向，有必要在常識的基礎上重構宏觀經濟學。重構的第一步是提出正確的問題，一個正確的問題比十個正確的答案都重要。宏觀經濟學研究什么?研究經濟增長的源泉，要將宏觀經濟研究的重點，從短期波動和反周期政策堅決地轉移到經濟的長期增長上來。

　　即便對于短期的經濟問題的研究，對于政策研究，我們也必須看到主流宏觀經濟學的致命局限性。主流宏觀經濟學在沒有周期理論情況下，提出了反周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沒有政府理論的情況下，提出了政府干預的主張。這些理論上的先天不足，使宏觀政策在現實執行中走向了預期目標的反面。

　　為什么講主流宏觀經濟學提出了沒有周期理論的反周期政策?因為在凱恩斯主義的長期影響下，我們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思維，碰到經濟過熱就緊縮，碰到衰退就刺激，這些經典的政策已經成為人們堅信不疑的金科玉律，甚至變成神經質的條件反射，以至于人們不再追問，為什么經濟會過熱?為什么經濟會出現衰退?

　　如果深入研究一下經濟波動的原因，如果經濟的波動是由于新技術的產生而造成的，我們就會發現，有無必要進行宏觀調控都成了很大的問題，反周期政策很有可能從根子上就是錯誤的。例如在19、20世紀之交，世界上出現了一項新技術，那項新技術帶給人類生活和生產的沖擊絲毫不亞于今天的互聯網，那就是鐵路。當鐵路作為新技術出現時，引發了一波投資的高潮，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進入了繁榮期，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就是經濟過熱了。這時我們要問，伴隨新技術而來的投資高峰使經濟過熱時，中央銀行應該采取什么政策?難道中央銀行應該像今天教科書的標準答案所說的那樣，提高利率，收緊銀根嗎?我們仔細想一想，這樣的政策是不是合理?為什么要在一項新技術推廣普及因而經濟繁榮的時候采取緊縮政策呢?為什么要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來抑制投資呢?為什么要阻止新技術的推廣和普及呢?對于教科書上似乎是普遍真理的說法和社會上的固化思維，我們要懷疑，提出挑戰。

　　當全國性的鐵路網已基本鋪設完畢時，投資下降、經濟進入衰退，這時政府又該采取什么政策呢?按照今天固化的思維，當然是央行減息，放松銀根，刺激投資。但是在下一輪的新技術出現之前，到哪里去投資呢?鐵路建設已經都完成了，新的技術還沒有出現，電力電網是十幾年以后的事，宏觀調控調什么呢?我們現在會不假思索的說：既然經濟進入衰退，當然應該減息、降準，但是實體經濟處于兩個技術高峰之間的低谷，缺乏投資機會，央行放出貨幣只能流入資產市場，推動資產泡沫的膨脹，就像今天我們在國內所看到的那樣。在沒有周期理論的支持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對策不僅無法穩定經濟，反而會制造新的經濟波動，這就是多余貨幣所造成的資產泡沫，以及資產泡沫破滅后的經濟衰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不就是這樣產生的嗎?

　　這是我們對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批評，它設計了反周期的政策，卻沒有一個周期理論作為基礎，這個學說的另一個問題是提出了沒有政府理論的政府干預。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天生是不穩定的，因為在私人部門中，企業家具有非理性的“動物精神”，在快速的創新和市場競爭淘汰面前，他們對未來又是異常樂觀而過度投資，有時悲觀失望而無所作為，經濟于是便隨著他們的“動物精神”而發生波動。凱恩斯敏銳并正確地觀察到了預期的重要性，這是他對經濟學的一大貢獻。上一世紀，經濟學上有理性預期學派，預期進入經濟學分析中是凱恩斯的貢獻。遺憾的是，凱恩斯給出了正確的診斷，卻開出了錯誤的藥方，他的藥方是政府干預，用政府干預抵消民間“動物精神”所帶來的后果。然而凱恩斯忘記了，如果決定投資的企業家有動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預政策的官員也有動物精神怎么辦?動物精神對沖動物精神是負負得正嗎?還是兩害疊加，經濟波動更大?所以我們對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第二個批評就歸結為沒有政府理論的政府干預，這個由凱恩斯發展起來的理論體系起碼是不完整的，如果再嚴格一點講，是內部邏輯不一致的，而邏輯的不一致是學術的大忌。

　　人們或許會說，制定干預政策的官員是理性的，或者不是完全理性，但要比民間理性。那么你必須告訴我，為什么政府官員是理性的，而民間的企業家就充滿了動物精神?我們需要理論和事實證明這一點。你不能假設，不能為了穩定經濟，假設一個理性的和無所不能的政府，政府不僅希望而且能夠穩定經濟。你必須在理論上和實證上證明，這樣一個政府的存在。實證上我們看到的是上一世紀的“大躍進”，“大躍進”是什么精神?理性的還是動物的?我們看到2009年的“4萬億”，“4萬億”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員也有動物精神，那么我們怎么能夠相信凱恩斯主義的說法，由具有動物精神的政府官員來糾正市場中具有動物精神的企業所造成的錯誤，這在邏輯上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體系它的局限性和內在的自相矛盾還不限于這幾點，在這個體系中，復雜的生產過程被簡化為生產函數，激烈的市場競爭過程被簡化為死氣沉沉的瓦爾拉斯均衡。在這個體系中，時間消失了，經濟活動中非常重要的時間因素消失了，所有的經濟活動包括政府的干預都是瞬間完成的。時間消失了，創新消失了，制度消失了，常識也消失了，只下一位無所不能的仁慈牧羊人，手抓一把青草，引導著為食而亡的羊群走向美好幸福的未來。這就是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為我們描述的一幅圖景。

　　宏觀經濟學需要重構，重構的基礎是常識，而不是先入為主的假設。常識來自于對經濟活動的觀察，來自于對于經濟活動參與者行為的觀察。任何學科都需要假設，但假設要符合常識，不能為了體系的完整而任意假設，更不能做出自相矛盾的假設。重構宏觀經濟學的起點是現實經濟，現實經濟活動的各種參與者：政府官員、企業家、老百姓、消費者等等，對于他們行為的觀察，對于生產和市場交易的觀察，是我們研究的起點。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多年，這30多年的經驗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我們應該在學習和批判國際上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上，充分的利用中國經濟實踐為我們提供的材料，重構宏觀經濟學，為經濟學的發展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