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中旬，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引發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業界的廣泛高度關注。11月底，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和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就發起召開了"新供給新動力--供給側改革圓桌論壇"，邀請來自國務院研究室、國土資源部、科技部、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的官員和學者，探討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個任務。會議成果匯編成《供給側改革》一書，成為多個省市的黨政干部供給側改革培訓教材，也受到中央領導和改革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走過了最初的概念和理論傳播階段，中央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體系進一步豐富，各地方政府由前期的霧里看花，進入躬行探索的階段;各部門也開始進入具體改革方案的設計與攻堅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

　　在此背景下，由萬博新經濟研究院與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聯合主辦的"躬行與攻堅：供給側改革下一步怎么辦?"圓桌會(以下簡稱"供給側改革研討會")于9月11日在北京召開。會上，劉世錦、王忠民、王小魯等經濟學家以及來自醫療、教育、交通等關鍵行業的代表深入交換看法并提出了諸多改革的建設性意見和思路。

　　劉世錦：

　　供給側改革需聚焦要素市場改革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指出，供給側改革不能泛化，需要防止納入所有內容。在此基礎上，強調聚焦要素市場改革。

　　劉世錦表示，從宏觀層面來看，供給側改革需要減稅，企業負擔比較重，但目前是經濟處在下行期，特別是我們的一些下行壓力比較大的地方，財政壓力比較大，減稅空間有限。

　　而從微觀層面來看，則是要素市場改革存在空間。劉世錦說，解決馬桶蓋和電飯煲的問題，也是一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表面看是創新、環保、有競爭力的產品，但背后是要素生產率的問題。只有全面放開要素生產準入，優化組合，降低創新成本，同時消除對要素的扭曲，才能全面提升要素生產率。

　　劉世錦指出，供給側改革過程需認識一些問題。第一，行政壟斷問題不同程度存在，例如基礎行業中，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服務業中醫療、教育、文化等行業行政性壟斷問題不同程度存在，對要素和生產力的提升影響較大。第二，供給側改革培育新增長點，不僅僅是純粹的新動向，還包括老領域換新機制。比如電信市場，在國外包括香港、斐濟等地，其電信資費與國內相比都便宜，因此，在中國偌大的市場下，需要降低電信運營成本，降低后將帶來新的潛力。

　　劉世錦說，對于土地要素，北京、上海、深圳近期飆升，有其合理的因素，中國進入大都市圈進一步加快發展，各種資源向城市匯集，住房需求增多，這是合理的方面;但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一些不合理因素。第一是城市規劃人口數量，不能通過規劃來限定或限制一定要多少人，如果按照規劃計劃，那么若規劃的指標與最終數量有較大差異，必然會造成土地、公共服務等多方面資源出現問題。第二，應放開農村基礎土地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的流轉，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

　　"而高房價導致了已經突出的收入分配差距大的狀況進一步加劇。"劉世錦認為，怎樣減少泡沫經濟對中國造成的沖擊是現階段面臨的問題，高房價一方面帶來了人們收入水平差異不斷擴大，而另一方面，則是阻擋了創新環境。土地要素，房價的高門檻，使得年輕人認為城市成本過高，難以繼續，企業創新也是如此，這也就磨滅了城市的創新意志。

　　劉世錦認為，現階段的金融風險的確存在。由于房價高企，創新都用于買房，但是，中國經濟不再一直高速增長，將維持較長一段時期中速，這意味著，我們面臨的環境已發生變化，應警惕金融風險。

　　滕泰：

　　要素市場需要突破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供給側改革研討會上表示，經過一年時間，雖然已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新計劃經濟，也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能同擴大總需求對立起來，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供給側結構改革方案。但是需要看到，一些涉及土地、資本和勞動要素市場的深化改革方面，還是期待著真正的突破。在老百姓關心的一些民生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最突出的領域有：醫療供給側改革、教育供給側改革、交通能源供給側改革。這些領域的供給側改革還需要真正的攻堅克難，拿出有效的方案。

　　滕泰表示，從去產能去庫存與新動能的關系來看，去產能、去庫存和培育新動能、新供給是同向并肩而行的兩條河流，不是說老化的產能企業關閉停產就是供給側改革，而是要讓落后的生產要素比如土地、勞動、資本、技術轉移到新領域中，才是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蘋果手機為例，在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是零。蘋果智能手機用新供給創造了新需求，相關產業鏈占到美國GDP0.5個百分點，拉動了美國經濟的持續復蘇。但在此之前的一些老供給就隨之消失例如摩托羅拉、諾基亞等。

　　因此，滕泰認為，新供給、新動能和老供給退出必須是同時的。很多地方的供給側改革如果僅僅強調去產能和去庫存，而不知道如何培育新供給、新動能，經濟形勢將會產生負面效果。

　　"不同行業的供給側改革也到了真刀真槍的時候。"滕泰說。以醫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例，不論是魏則西事件還是廣東的傷醫案，一個事件迅速引發了全社會的不滿，已經反映了這個矛盾到了相當的程度。因此，應短期治表，增加醫療有效供給，中期疏通經絡，改善供給結構和質量，長期治本，提高醫生公信力，建立醫護人員的培養機制。而這同樣存在于教育、金融、土地、能源、交通等多個方面。

　　滕泰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抓住了中國經濟運行的矛盾。"過去十年我們就是一腳剎車一腳踩油門，如果你是一個駕駛員，你三個油門都踩到底了，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油門都踩到底了，你發現車子還在減速，怎么辦?你只能停下來看看發動機有沒有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發動機的角度提高中國經濟的動能。"

　　滕泰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為了把中國經濟搞下來，而是為了恢復它的創新方式，怎么把它搞上去。因此，應真正降低土地的供給成本、降低資金的成本和提高勞動的供給效率，對醫療、教育、能源、金融徹底改革。

　　王忠民：

　　要素市場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市場化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王忠民在供給側改革論壇上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在要素市場中充分落腳、著力和根本性改革，而且要素市場的著力和根本性改革的主要的方向應該是市場化的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

　　王忠民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近幾年來著力、用力探索和出臺政策最多的時期。前一階段解決了以什么樣的方式解決供給商品和服務的主體，包括引入外資、混合、國有混合，所有這些企業資本的組合方式和企業生產什么樣的東西的問題，到現階段已完成70%。

　　"而在此之后，需要認識到的是用什么樣的要素生產出的商品，在市場上按時間價格交換，核算成本和利潤，供給產生需求。薩伊說一旦當企業端形成供給的時候，要在生產要素端產生需求，而這一端我們只完成了30%的市場化。"王忠民說。

　　例如，現階段互聯網領域BAT全部的資本端口，不是用的中資的資本端口，而是外資的資本端口，到今天為止阿里巴巴最大的股東還是軟銀和雅虎，雅虎都賣光了，但還占相當的份額。資本端口形成了偌大的民營資本，也形成了偌大積累的國有資本。再比如，阿里巴巴先在香港上市，私有化又跑到美國上市，而這個路徑的原因是此前的A股不允許中概股上市，這是因為我們資本市場化架構體系，我們所謂按照資本同股同權考慮的時候，沒有容納它的合伙人制度。這也意味著，生產要素市場仍然有很多約束機制。

　　王忠民同時表示，此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大的問題是稅收沒辦法降。你降了稅率就會減稅收量，真正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降稅率的同時，稅收量還可以增加。

　　王小魯：

　　開放土地市場勢在必行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論壇上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決議提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實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國有土地同等入市?"意味著開放土地市場。

　　對于現階段建設用地的買賣方式，王小魯認為，的確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獲得大量的土地出讓收入彌補地方財政不足，而另一方面，通過行政手段征地，避免了土地買賣雙方之間的討價還價，避免了很多投資項目久拖不決，它起到的作用能夠保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快、見效快。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小魯認為，現階段土地的交易方式所帶來的弊病，大于他的積極作用。

　　王小魯說，一方面：地方政府低價征地，高價賣地，首先侵犯了農民的合法權益。憲法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政府征地而且獲得土地的全部出讓收入侵犯了農村的土地所有權，常常導致強拆強征，造成官民沖突，加劇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利益推動下，過度鼓勵房地產開發，造成房地產大量空置，造成資產泡沫和資源浪費。

　　同時，地方政府獨家征地賣地，排除了競爭，抬高了地價房價，因此加重了居民負擔，抬高了商業成本。再者，政府高價賣地的同時，保留了大量的低價或者免費供地，這樣一種不均衡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和浪費，助長了不公平的競爭，不同的企業面臨的是不同的地價。此外還存在通過權力配置土地資源，實際上導致了官商勾結，助長了腐敗，導致了資源的錯誤配置，導致了公共資源的流失。

　　因此，王小魯認為，現行的土地制度，明顯的弊大于利，是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所以，這樣一套土地制度是迫切需要改革的。

　　王小魯指出，不應限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農民宅基地的流轉，阻礙土地進入市場流通。同時，應警惕大規模的資本下鄉。現在有這樣的現象，有些地方政府用大量的財政補貼鼓勵大規模的資本下鄉，要么不轉，要轉就給上萬畝甚至幾萬畝，一下子把所有的地拿下來，然后你搞大規模的土地經營。但一些經營者大規模圈地征地，但在地方政府財政補貼用完之后就陷入經營虧損、有的經營者借土地開發、農業經營為名搞變相的房地產開發，這其中少部分土地用于開發房地產了，大部分的耕地反而被閑置了，導致拋荒。因此，應對大規模的資本下鄉要慎重，應保護農民利益，特別要鼓勵適度規模的農業經營。

　　對于出現偏差的原因，王小魯說，一是維護現有既得利益，二是怕亂。他認為，對于政府財政來源減少，應截流和開源。截流是減少無效投資，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開源則是，針對擁有大面積、多套住房的買房、囤房用于投機性或者是投資性目的的房地產擁有者，盡快開征房地產稅。對土地轉讓收入中形成的暴利征收土地增值稅，例如，一個四合院轉讓出去，應以征土地增值稅收回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務，用于社會保障。

　　王小魯最后強調，開放土地市場應該循序漸進，要防止以開放土地市場為名，政府和開發商聯手推動征地拆遷，低價格拿地;防止一哄而上，助長房地產泡沫;防止集體所有權的虛置，農民利益得不到保護;防止土地無序開發，防止破壞耕地保護和國土規劃現象，要加強監管。

　　王小魯指出，開放土地市場勢在必行，其能夠抑制房價地價過度上漲，減輕居民負擔。其次，糾正低價無償供地，提高土地效率;第三，能夠盤活大量農村閑置和廢棄的土地資源。

　　胥和平：

　　創新的根本是新的想法并且可以掙錢

　　科技部調研室原主任胥和平在論壇上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必須從創新角度回應。其不是把原來的家底激活再度釋放，而是要瞄準明天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不是供給側結構量的問題，而是體制和政策問題，因此，用傳統的模式和業態考慮產業發展的問題是不行的。

　　胥和平指出，從創新角度我們談新供給、新動能、新需求，很大的機遇在創新上。我們希望有很多的科技成果能夠用起來，創造出新業態，真正用來創新，不能光是科研，只有用起來創新才能發揮作用。"如果從要素角度談創新的問題，那么創新要素的市場化又是非常重要而且極其短板的。從科研角度上講，大量的科技資源現在配置不好，許多科技資源被捆起來了，現在越捆越倒退。"

　　因此，胥和平指出，對于創新，大家簡單地把創新理解成科研，把創新理解成科技，理解成專業知識，這有極大的偏頗。創新的標準定義是科技成果的應用，他認為，在基本定義上研發不算創新，做幾個團隊實驗室不是創新，只有將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做出來才是創新。"美國人對創新最新的定義是這樣的：創新是一個新的想法并且能夠掙錢。這個想法寫進了G20路線圖。"所以，我們將來圍繞著創新資源和創新能否培育的改革，恐怕還要圍繞在新技術、新產品、新市場的規范，新的產業規制管制上下工夫，這是真正的圍繞創新來講供給側改革的一個重大問題。"

　　顧強：

　　供給側改革需在細節上發力

　　工信部規劃司原副司長顧強在論壇上表示，在供給側補短板怎樣看政策細節，即使宏觀大方向都是正確的，但細節上如果沒有精準發力，新動能、新供給就很難形成。

　　顧強說，2013年領導讓我們做了研究，中國為什么不出特斯拉?為什么美國能夠出?結論很簡單，中國有發改委就出不了。因為這個汽車要經發改委報國務院審批才能新生一個汽車整車企業，汽車整車企業要經過三層準入：企業準入、項目準入、產品準入，產品準入要上公告，一般都上不去。

　　"現階段雖有部分改進，但體制仍然沒有改變。"顧強說。直到今天新能源汽車準入，各個部門都在出一些內部辦法試圖規范，但我們規范的思路基本是提高門檻，而降低門檻的越來越少。

　　顧強指出，由于政策體系不變，通用航空至少10年以上，三網融合要20年。每次中央文件都積極推進。但三網融合推得怎么樣?部分地區有進展，整體進展不大。事實上，只要將其中一家公司變成廣電網絡，這樣也可以真正增加基礎運營商，或者對基礎運營商進行適度的改造。

　　以通用航空為例，在我國通航起降點僅400至500個，但美國有幾千個。對于美國通用航空是傳統產業，但對于中國仍然屬于沒有起步的產業。而造成難以推廣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技術上存在問題，而是體制上的阻礙。

　　從中國汽車來看，現階段產量銷量都已成為世界第一，由多個部門管理。例如新能源汽車是鼓勵老企業，還是鼓勵新企業?在發展方向上，有的部門主張推廣平均油耗和新能源汽車，而有的部門則指出說要搞零排放和碳排放，多龍爭霸，難以判斷應以怎樣的路徑發展。

　　因此，顧強認為，怎樣建立一套有效的體制和有效的管理，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問題。每個行業都有特定的規則，每個行業都有若干規則和特定規則，如果這些規則不提到一定層面來研究推動，那么相當一部分的新動能新供給就難以達到效果。

　　李錦：

　　供給側"非改革因素"降低改革作用

　　中企之聲研究院院長李錦表示，現階段的供給側改革，總體上看，改革動力不足，結構改革的新動能不足。供給側改革的"非改革因素"，使得這場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

　　李錦認為，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去舊產能，而是增新產能;不是去產能，而是通資本;從思路上看，不是投資刺激，而是供給拉動;不是找新動能，而是找新動力。他認為，資本的釋放方向是國家經濟當前面臨的最大矛盾。

　　"目前，中國存在兩大過剩：產能過剩與資本過剩。"李錦說，一般情況下，人們注重去產能過剩，而忽視去資本過剩。中國經濟風險根源是資本過剩，產能過剩是表象，資本過剩是實質，目前的"恐慌性購房"便是一種表征。李錦指出，目前有些地方的供給側改革是"不改革"的改革，沒有改革的供給側結構調整并不能稱為供給側改革。他認為，改革的關鍵是"放權"，同時，要市場化，要政企分開。

　　李錦認為，現階段我國改革應擺脫"頂層設計依賴癥"和"央企試點依賴癥"，應從實踐中基層創造、總結經驗。通過動力機制，解決好"誰來干"的問題。

　　錢智：

　　尋求要素資源效率最優化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改革處處長錢智表示，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即要素新供給，也就是尋求要素資源效率最優化。實現要素新供給，首先要強化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勞動、資本、技術、土地等生產資源要素的產出效率，這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源，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基礎。

　　另外，對于持續增長的外在動力，錢智認為是制度新供給、結構新供給、政策新供給，也就是尋求經濟運行效率的最大化，也是對資源要素有效供給和市場優化配置的保障。

　　例如：完善資源要素有效供給的市場制度，促進資源要素自由流動、合理定價、公平交易等;完善資源要素有效配置的市場制度，強化企業在資源要素配置中的主體地位，增強企業競爭活力，釋放企業創新動力;打破原來的制約資源要素市場化供給和配置的制度藩籬，包括推進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改革、推進土地制度改革等。結構的新供給著眼于化解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包括投資與消費的矛盾、經濟增長動力的矛盾、產業發展不均衡的矛盾、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矛盾等。

　　錢智表示，從上海來看，上海放寬"互聯網+"等新興行業市場準入管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其次，強化資本市場對創新的支持力度，設立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科技創新板，加快戰略新興產業板建設;推動建立覆蓋全市的科技銀行服務網絡，推動設立民營銀行及專注服務科創企業的專業證券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構建以科技園區為重點的科技融資服務平臺等。第三，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定修訂一系列涉及知識產權的法規與政策;謀劃建立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完善知識產權估值、質押、流轉體系。同時，優化人才管理機制，優化社會創新服務網絡，優化創新工程和創新載體布局。

　　錢智表示，目前上海也面臨著包括經濟增長支撐動力不足、科技創新活力不強、要素供給面臨突出矛盾、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等問題。

　　錢智指出，未來實行要素新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把技術創新擺在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推進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升級，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包括加快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打造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實行制度新供給加強市場機制。深入推進自貿試驗區改革。對接國際投資貿易規則新變化，構建高水平的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體系，建立適應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金融開放創新體系，推進邊界內措施的壓力測試和改革試驗。

　　此外，實行結構新供給，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服務業向高端化精細化發展，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發展壯大主導產業和潛力產業。同時，實行政策新供給，改善發展環境。完善必要的配套政策，解決短期的迫切問題，為推進結構性改革創造穩定的環境。包括降低企業成本，清理不合理金融服務收費，擴大企業融資渠道。降低企業社保成本和電力、物流等成本。二是防范和消除金融風險。特別是防范地下金融和影子銀行風險，聚焦非法集資、P2P網絡借貸等領域，遏制案件高發態勢。加強銀行理財產品、信托、民間融資等領域風險監管，加強房地產市場運行監測和風險防控。三是彌補短板和薄弱環節。提升國有企業創新能力，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加大優質教育、醫療、養老等的有效供給，加強環境整治和交通擁堵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