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主席。

      中歐EMBA課程主任朱天教授說，他在20年前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時，中文學術著作都是吳敬璉教授的書。其中一本《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在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眼中是圣經，如果沒看過那本書，那位學者的學術是不嚴謹的。

      吳敬璉教授已經87歲，還在做研究、寫文章、出書，還在給中歐MBA學生上課。而中歐EMBA學員的平均年齡大約是40歲，如果以吳教授作為標桿，起碼還應該再工作40年。

      這些年，吳敬璉教授在思考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時一直堅持「整體改革論」的方向。他判斷決定中國經濟走勢的兩個基本因素是「增長模式」和「體制機制」，這兩個因素又和兩個基本問題相關，就是「市場經濟為什么優于計劃經濟」以及「政府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以下是吳敬璉教授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最新演講內容。

      同學們希望我來分析2017年的經濟形勢，解讀政府2017年的經濟政策，以及特朗普上臺后對華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我的回答是，在「解讀」這些具體問題之前，先要對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否則一切無從談起。

      在我看來，決定中國經濟走勢的基本因素是兩個：「增長模式」和「體制機制」。我準備從這兩個因素的角度來分析當前的經濟形勢。

      中央領導確定，2017年的的經濟工作要以「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今年中國經濟能否更好地實現「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建立我們所期望建立的「新常態」，就取決于這一主線的執行情況。

      這條主線可以分解為「供給側」和「結構性改革」兩個部分。我們先說「供給側」的問題。

1/ 為什么要從「供給側」找問題和尋對策?

      「供給側」是對應「需求側」的概念，為什么尋找問題和對策的著眼點要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了解宏觀經濟學分析經濟走勢的基本框架。

      這個框架實際上是央行副行長易綱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提出來的，我有一點改進：

      在上圖中，總需求、經濟活動總量Y、總供給三個方面是恒等的。按照凱恩斯主義的說法，總供給受限于總需求。而需求是由消費、投資、凈出口構成的，因為有各種偏好使得有一些人只消費了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總需求往往低于總供給。在這種情況下，凱恩斯主張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創造補充的需求，把GDP增長率拉上去。

      從「供給側」去看，推動經濟增長的基本上是三個因素：新增勞動、投資和效率提高(Y = A · Kβ· L1-β)。「供給側」因素正常發揮，就決定了潛在增長率。而通過擴張性的或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去調節需求，繼而拉動或抑制供給，就是所謂的實際增長率。現在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到底是高于潛在增長率，還是低于潛在增長率，有很大爭論。

      過去十來年流行的辦法是從「需求側」分析出發，斷定GDP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是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乏力。由此得出的對策是：靠增加投資提升增長速度。

      這種分析法的理論誤區在于，誤用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在實際經濟生活中長期使用刺激政策的后果是投資回報遞減、杠桿率不斷推高和資產市場泡沫生成。從中國實際來看，這個做法是不可能長期有效的，而且副作用很大。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從「供給側」的三因素分析長期發展趨勢和尋找對策，這種分析對于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由此得出對策：著力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即實現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增加投資轉向提高效率(TFP)。

2/ 為什么要強調著力進行「結構性改革」

      提高供給質量，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已經提出二、三十年。多年來提出的口號「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1981)、「轉變經濟增長方式」(1995)、「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2)、「引領新常態」(2014)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講的都是同一回事。

      其實，我們在總結「十五」(2001-2005)經驗和制定「十一五」(2006-2010)規劃時已經得出結論，發展轉型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體制性障礙」。其中最主要的障礙，是政府繼續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實現成功轉型的關鍵，在于破除這種體制性障礙，建立起好的體制。

      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立起一套能夠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激勵創新創業的體制機制。所以正確的方針應當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全力以赴，推進改革。

      從以上兩方面的考慮出發，形成了「著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針。

3/ 經濟形勢穩定好轉，取決于更好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展

      在過去一年中，糾正資源的誤配，實現「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工作在「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等三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與此同時，經濟運行中仍然存在不少突出問題。

      比如拿「去產能」來說，鋼鐵產能是去了很多，但是2016年鋼產量是增長的，沒有下降，而且最近期間鋼鐵企業都盈利了，看來2015年第四季度和2016年第一季度的刺激政策還是起了作用。而且，信用擴張和貨幣超發使得總需求非常旺盛，以至于房價猛漲。在一些方面，這種做法的負效應表現得非常突出，最突出的負效應是杠桿率不「去」反「加」，使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突顯。

      我以為，2016年「三去一降一補」得失互見的主要原因，在于結構性改革的推進還不夠快和不夠實，因而市場還不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激勵創新和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

      其中「去庫存」、「去產能」就是層層下指標，然后要求企業簽定去產能的責任書，負責按照下達的指標「去產能」。「補短板」、扶植高新技術的主要辦法是設立各種扶持基金，給企業貸款或補貼，以至于出現了「新能源汽車騙補」一類問題。還有一些技術雖有創新，但付出了過高的成本。比如行政部門力推的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TD-SCDMA，據說花了2000多億元。我們國家很需要創新，但是支撐不了用那么高的成本的創新。

      什么是「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場經濟條件下某些制度架構和政府規制架構的改革，即我們所說的體制改革，特別是政府職能的改革。

      時任IMF首席經濟學家的拉詹(R. Rajan)曾經在2004年言簡意賅地解釋過什么是結構性改革。他說：「許多經濟問題是由市場運行中的問題造成的，而不是因為資源短缺，或者總需求不足。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眼中，此時顯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即改變左右市場行為的制度架構和監管架構。」

      所以，「結構性改革」不可與「經濟結構調整」或「調結構」混為一談。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條件下，在糾正資源錯配的過程中一定程度地運用行政手段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也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由于行政機關并沒有確定什么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

      我贊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做出的論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

      在當前的情況下，出路就在于切實推進改革，使市場能夠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

      推進改革，使市場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

4/ 切實推進改革

      在201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基礎上，發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有關「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體齊備了。

      許多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在于，它們的執行不夠有力。2017年要做的，是在執行上花更大的力氣。它們的貫徹落實，將為我國的資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給效率提高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在這幾年發布的幾百個改革文件當中，我挑選三個重要的說一說。

價格改革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要求在2017年，把競爭性領域和競爭性環節的價格要基本放開。

      文件里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逐步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在過去幾十年里，處于經濟政策基礎性地位或中心地位的，是政府直接介入資源配置的「選擇性產業政策」)。

      《意見》部署的這項改革極其重要，規定的步驟也完全可行。但是實施起來有許多困難和障礙。現在雖然時間已經很緊迫，離原定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貫徹競爭政策

      另一個重要文件，是2016年6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要求從當年7月1號開始對所有新出臺的政策預先進行公平競爭審查，如果有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的地方，必須進行修改才能出臺。 接著還要進一步對原有的各種政策和制度進行公平競爭審查，凡是不符合公平競爭原則的，都要改掉。

      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文件，但是執行力度還有待加強。

依法保護產權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則和要求，例如：

      「統籌研究清理、廢止按照所有制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開展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專項清理，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加大對非公有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

      「堅持有錯必糾，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這是很迫切的，但是做起來不容易，很多案子沒有判決就把財產處理了。

      「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如果用新的法律處理在該法律訂立以前發生的行為是不對的，因而這個文件強調了要「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這些規定都是非常好的，我們需要認真地去研讀，并且想辦法盡自己的可能去推動它們，使它們能夠實現。這中間會有許多障礙和困難，但是不克服這些障礙和困難，不推進改革，不建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有利于平等競爭的體制，發展中的問題我認為是解決不了的。

      2017年的中國經濟到底會怎么樣，取決于我們的工作，特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狀況。當然，改革推進得好不好，領導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們每一個公民，每一個從業者，也都有一份督促和踐行的責任，盡量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