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研究員李燕日前表示，產業政策應由政府主導型轉向市場增進型，由對特定產業選擇性支持的政策向功能性、普惠性產業政策轉型；由對特定企業的傾斜性政策向競爭性產業政策轉型，同時構建開放合作為主導，符合國際慣例的產業政策體系。

      李燕在2月23日的第二期“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熱點前瞻沙龍”上指出，產業政策應該堅持四大原則，也就是市場友好、普惠包容、競爭中性、開放協調。

    “原來一些通過‘紅頭文件’的管理模式，可更多地轉向‘行政法規+技術標準’的管理模式，提高產業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產業政策）能夠真正的落地實施。”她說，“應該建立產業政策的統籌協調機制，協調各個部門、各個地區之間的產業政策，從而加強產業政策的合規性審查，更多地與國際接軌。”

      李燕強調，產業政策不是萬能的，最根本的還是要加強深化體制機制性的改革，完善市場的制度機制環境，包括資源要素壟斷行業改革、營商環境改革。此外，還要通過高水平的開放發展制度安排與產業政策形成有效的協同，并推動產業政策的法制化進程。

       素來反對產業政策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指出，產業政策存在悖論。產業政策以某種共識和可預測性為前提，但不確定性意味著創新是沒有共識的、不可預測的。共識本身就意味著不是創新，如果真的有共識，也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達成共識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會自覺做，不需要特地去制定一個政策。

    “創新面臨非常高的不確定性。”張維迎說，“沒有概率分布，沒有平均值，沒有方差，所以不可預測。但是，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斷，不過，這個判斷沒有辦法在事前確定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只有在事后才能知道誰對誰錯。”

      他認為，創新的不確定性主要集中在技術是否可行、商業價值不可確定、創新成果是否依賴于互補、體制和文化導致的不確定性。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表示，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市場主導、政府因勢利導的產業政策，明確反對計劃經濟，并不支持所有產業政策。

    “政府應該怎樣做才有利于產業發展，是必須思考的問題。”王勇說，“一個產業政策的成功，并不需要政府比市場更聰明，這不是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并不需要政府是一個雷鋒式的好人政府。政府和市場是有區別的，其中一個區別是它們的政策工具是不同的。市場必須通過價值交換、資源交換，政府當然可以有強制性，如征稅、補貼手段。市場的決策主體是企業家為了逐利，但政府不一定需要利益最大化。”

文章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