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全球將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城市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戰場，國家的競爭力也愈發取決于城市的競爭力。而在經歷“十三五”時期的快速崛起之后，中國城市開始走向前列，影響競爭的方向和態勢。
近期，各地密集步入“兩會時間”，陸續公布“十四五”規劃。1月27日，上海“十四五”規劃綱要獲批通過，“五個人人”寫入2035年展望中；而在日前召開的成都市“兩會”上，“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被納入“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提請審議。
一東一西兩座城市，均圍繞“人”下功夫，并非巧合——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人”的重要性得到空前關注，城市的視角從宏觀轉向微觀。
當“人”成為新時代發展的落腳點，誰能下好“人”這盤棋，誰就有可能在新一輪世界城市競爭中拔得頭籌。
在此情形下，將目光投向“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別有深意。對于正處于多重機遇疊加期的成都而言，這是進入新階段面對新需求的率先探索；更重要的是，透過成都的新實踐，更能看到中國城市面對全新時代之問的解題思路。
“十四五”開始，城市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是主題，幸福美好生活是主線。“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作為一個系統工程，覆蓋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競爭力、公共服務、通勤效率、營商環境等市民和企業最關心的十大領域，是成都“十四五”的重點和亮點，也是成都通往“高品質生活宜居地”的實現路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
生活成本競爭力提升工程
高品質公共服務倍增工程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城市更新和老舊小區改造提升工程
穩定公平可及營商環境建設工程
青年創新創業就業筑夢工程
生態惠民示范工程
智慧韌性安全城市建設工程
全齡友好包容社會營建工程
成都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早前表示，“十大工程”是在前期“開門問策”廣泛問計于民的基礎上形成的，過去的五年規劃并無類似專門安排。今年1月，成都已就《關于實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的意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集意見。作為“十四五”開局的“一號文件”，它關系著成都的城市功能能否順利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沒有人能否認成都的快速發展。“十三五”時期，這座西部城市以年均7.1%的增速做大經濟規模，以年均超過40萬人的流入量集聚人口，不僅獲批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更立下沖刺世界城市的壯志雄心，成為后發趕超的新興城市代表。但發展起來以后的矛盾和問題一點不比不發展時少。實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成都的初衷是，通過解決普通市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地滿足新階段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將改革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市民。共享紅利、增強認同，背后既是營城理念和發展戰略的重要轉變，也是兌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承諾的具體體現。對今天的成都而言，更廣泛的認同，意味著向上生長更強勁的支撐。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包含許多改善民生的具體舉措，涉及收入、住房、教育、醫療等等，但從根本上講，它并不只是一個“民生工程”。以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為例，它被放在“十大工程”之首，凸顯重要性的同時，也反映了成都之所急。數據顯示，2020年成都經濟總量位列全國城市第7位，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對靠后，推動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提升還有較大提升空間。無論是提升個體的幸福感，還是助力擴內需，居民“錢袋子”厚度有待增加。同時，成都人均GDP已邁過10萬元大關——“城市富裕度”站上新起點，繼續領跑西部，其意義不亞于“十二五”時期GDP總量突破萬億。但必須看到的是，這樣的“人均”水平，與東部沿海和部分中部城市仍有不小差距。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成都把目光對準“產業結構”，依托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更多高收入就業崗位，同時創新職業技能培訓機制，提升就業層次和競爭力。眾所周知，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西部地區主要依靠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建立自己的產業體系，但由此也造成了西部城市一直以來處在產業鏈、價值鏈底端的境況。 “不能永遠落后”，帶著這樣的認識，成都2017年組建新經濟發展委員會，四年來大力推動新經濟發展，就是希望重構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從根本上打破傳統產業“約等于”較低收入的局面。如此，換個角度看，“十大工程”也將為成都新時期產業培育帶來新機會。哪里更宜居，知識分子就選擇在哪里居住，知識分子選擇在哪里居住，人類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類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終人類的財富也會在哪里聚集。
從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澆灌成都平原，造就“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開始，這座內陸城市便有了“宜居”屬性，“休閑之都”聲名在外。作為西南生活中心和西部消費中心，成都在建設公園城市示范區的“加持”之下，不斷提升宜居品質，鞏固著“生活城市”的比較優勢。視效公司MORE VFX合伙人、《流浪地球》制作總監劉姍姍形容，“吃的太多、綠道太長、公園太美以及住得太舒服”是一種成都式“凡爾賽”。對年輕人，特別是在一線城市打拼的年輕人來說，“不用讓安家置業成為一種奢望”，直擊要害。實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意味著成都對“生活城市”特質進一步加碼，是拉長“長板”的重要策略。比如“生活成本競爭力提升工程”，目的就是聚焦衣食住行，完善供給體系、穩定價格成本、提升服務質量，房價收入比保持在全國主要城市中的較低水平，打造“中國最具生活成本競爭力” 的超大城市。城市發展愈加離不開創新，縱觀全球，新一代創新聚集地正從城市郊區回歸城市中心城區配套服務與生活環境更優的“硅巷”。面臨新一輪創新“搶位戰”，“生活城市”特質將有利于成都創造價值、挖掘自身創新能力。從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到對“年輕人”的重視。比如，專門提出“青年創新創業就業筑夢工程”，就是要吸引更多年輕人前來干事創業。又如，“高品質公共服務倍增工程”的第一要務，就是建設更多“家門口的好學校”。“敞開城市胸懷”的同時，更要考慮如何為年輕人實現人生價值減少“后顧之憂”。據統計，“人才新政”實施以來，成都已吸引超過 41 萬青年人才落戶，第三方報告評價其為“最受年輕人喜歡”和中高端人才凈流入率最高的新一線城市。預測顯示，年輕人還將繼續流入，相較于其他同等體量世界城市面臨的“人口負增長”，這是難能可貴的優勢。應該說，實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做強“生活城市”特色，既是主動適應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更將通過提升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增強城市活力。一座城市的興衰，總是不斷上演留住人、吸引人、激勵人、服務人的故事。吸引什么樣的人、由什么樣的人參與建設，關系到城市未來的社會結構、人力資源結構、產業結構及文化結構。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以市場化邏輯推動共建共享為最根本支撐，特別是打造各類場景，展示了未來城市塑造“人”“城”關系的具體路徑。成都“場景營城”已推進多年。“場景”理論提出者丹尼爾·西爾曾指出，場景強調的正是城市的各項功能在空間和個體生命互相交疊中的重新定位。新場景的構建，不僅將提升市民對城市的歸屬感，更能激發其在城市中的創造力。“十大工程”實質上能帶來消費升級的新場景。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學、通勤生活、智慧化個性生活等具體場景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成都還將定期發布幸福美好生活應用場景和機會清單，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十大工程”投建管運。通過政府主導、市場主體，運用商業化邏輯，調動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特別是在雙循環新格局下，場景的構建更有可能實現本地消費的“進口替代”，原來對國際商品的消費潛力有望在本地化場景中釋放，既滿足了品質消費需求，也將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隨著“萬億級”城市迎來最大規模“擴容潮”，參與世界競爭的中國城市隊伍不斷壯大，另一方面，城市間的競爭也更加激烈。整體上看，“十四五”是中國城市發展的分水嶺。過去幾十年間，中國城市通過拓展范圍、吸納人口、提升經濟，不斷在“造城”上下功夫，搭起“四梁八柱”。隨著“人本城市”回歸，城市更應將注意力放在“營城”上，圍繞“人”的需求注入內涵。我們欣喜地發現，站在“十四五”開局，先行者已有了更為具體的探索：上海提出“五個人人”，通過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系統建設工程，為“人民城市”構建完整理論和實踐框架；成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從市民和企業反映最強烈、需求最迫切的領域著手，系統謀劃、系統推進，確保每一項舉措、指標均能落地可行。未來的中國城市，不僅應當處處體現“城市的核心是人”，還應在滿足個體對美好生活新向往新期待的基礎上，探索什么是“真正的城市發展模式”。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鵝”事件的發生，為城市發展帶來極大不確定性。特殊時期下，聯合國人居署在《新城市議程》中提出的“更加包容、安全、韌性和可持續城市”目標，愈加成為衡量世界城市的重要依據——韌性和包容，不僅是城市必須補齊的短板，更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放眼全球，先發城市早已有所布局。新加坡提出建設全齡友好的社區、創造更具包容性的環境；北京成為首個將“韌性城市”寫入城市總規的中國城市。而被稱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既提出建設國際韌性城市典范，同時亦將建設全齡友好的城市環境。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涵蓋“智慧韌性安全城市建設工程”“全齡友好包容社會營建工程”，將成都此前的相關籌謀一并寫進“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在尚無成熟經驗的發展領域，成都有望率先取得突破。近年來，中國城市的全球影響力不斷提升，成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去年最新一期GaWC世界城市名冊中，成都排名再上升12位，被稱為“10年內全球增長最快城市”。受到越來越多全球關注的成都，也理應拿出進一步增強國際化水平、參與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姿態與動作。根據住建部近期發布的《2019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成都城區常住人口達816.97萬人，愈加靠近超大城市的1000萬人門檻。若比較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成都就已超過天津，并維持全國第四人口大市至今。人們用腳投票、加速涌入成都，一方面證明了成都的吸引力，但同時，大城市可能面臨的“城市病”，對于處于“超大城市”門口的成都亦是隱憂——城市的治理難度將越來越大，需要未雨綢繆、提前規劃，處理好“安全與生產”“秩序與活力”的平衡關系。此前，成都提出以TOD規劃城市的方式，利用軌道交通優化老城、營建新城；最近，成都頻頻提及EOD，以期“用生活城市的品質留住人，用公園城市的影響吸引人，用天府文化的魅力激勵人”。在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一系列新的理念被具化為“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生態惠民示范工程”等行動中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對“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新探索，既是對未來理想城市的設計創造可能，也是對成都等超、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的檢驗。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項全新探索。“新”既意味著成都有在細分賽道上領先的機遇，同時也說明無先例可循、無標準參照，更考驗城市的治理能力。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它涉及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需要社會廣泛參與，達成共識、形成合力。因此，此次成都“兩會”上專門提請代表委員審議和討論。與此同時，構建一套可量化、可感知、可分析、可考核的考核體系也勢在必行，成都此前在征求意見稿中已提出，將把相關內容納入目標績效管理，以確保政策的落實落地。當然，“人”的需求不是一成不變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也將不斷遇到新的問題。在保證政策定力同時，也應持續保持對規律的關注和把握。按照成都的說法，將通過聯合全球智庫、招募獨立觀察員，持續展開跟蹤研究，讓“十大工程”更具科學性、系統性和實效性，也更加可持續。
